为人生派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以文学研究会为中心的一种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他们提倡文学表现人生、探讨人生问题；反对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品，认为文学的作用是“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些主张在当时对揭露社会黑暗和促进社会进步，以及反对文艺无目的论的错误倾向，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为人生的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批探求人生问题的小说，曾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为人生”这一主张比较抽象和笼统，同时主张“为人生”的作家亦有不同的创作倾向，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渐产生分化。

为人生派

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形成的小说流派。其代表作家是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叶圣陶、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等。他们继承“五四”启蒙主义的文学传统和俄国、东欧等被压迫民族作家用文学来呼唤、抗争的精神，在理论上明确高扬文学为人生的旗帜，主张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探讨人生问题，有助于唤醒民众、改良人生。二十年代初，他们集中在北平、上海两地，以《小说月报》、《晨报》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发表了众多的小说。这时期的作品，如冰心的《超人》、庐隐的《海滨故人》、叶圣陶的《隔膜》、王统照的《微笑》、许地山的《命命鸟》等，主要描写各自熟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封建主义下人性受压抑、遭摧残的现实，通过他们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生活，揭示出人的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的寻找确认和人的尊严的恢复。但在正面探究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正面解决人物的困惑、苦痛时，提出的是“爱”与“美”，有的甚至陷入了失却理想的苦闷。以后，感世日深的冰心，王统照、叶圣陶，分别以《分》、《湖畔儿语》、《潘先生在难中》等作品，显示出为人生派创作更加深沉和现实的发展趋向。一批文学新人：利民、朴园、王思玷、李渺世，也在《三天劳工底自述》、《两孝子》、《偏枯》、《买死的》等小说中，写农民，写学徒，写贫病交加的被损害者，着重揭露人生社会的黑暗，给为人生派创作贡献了新的内容，拓展了题材的领域。为人生派作家对艺术如何为人生，见解并不一致。有的主张“发挥个性、表现自我”(冰心《文艺丛谈》)，有的认为艺术是主观的结晶，有的倾向客观地再现人生现实生活。不同的文艺观，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冰心的作品清新隽丽，有诗的意境、哲理的思考和女性的细腻；庐隐重直露、抒情，作品充满着忧郁感伤和焦灼炽热的情调；许地山多写异域生活，人生现实问题经他用艺术的笔触写出，便笼罩上一层浪漫主义色彩；叶圣陶严格冷静地谛视现实，客观地描写着灰色人生。为人生派的作家对文学的功用、职责有相近的见解，而在审美观和创作风格上，开始倒并不专求一致，但发展趋向，都朝着现实主义迈进。为人生派的小说由于在广阔的社会面上较深刻地揭露了人生社会的弊端，反映了“五四”时代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很受人们注目。对尔后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派创作，可以说是为人生派文学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