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

20世纪60—70年代，中苏两党就国际共运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展开的一场全面论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国际共运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如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的国家如何取得政权、各国共产党如何对待国际斗争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岐等。这些问题突出地摆在各国共产党的面前，需要作出各自的回答。这样就在中苏两党间萌发了一场论战。这次论战从1956年2月到1965年底，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6年2月至1959年底，是两党之间的内部争论。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所谓“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重新评价，并强调“和平过渡”等观点。对此，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了总结，对斯大林一生作出正确的评价。1957年莫斯科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苏共主张在《宣言》中只提“和平过渡”一种可能性，中共代表团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明了自己的观点。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声明，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第二阶段从1960年初到1963年初，由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的不指名论战。在1960年4月，中共先后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不指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1960年6月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前，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突然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指责中国共产党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假革命”等，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6月26日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苏两党存在着一系列原则分歧，中国共产党只信服马列主义真理，决不向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屈服。同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6月21日通知书作出答复，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反驳了苏共对中共的攻击，并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接着派遣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苏举行两党会谈，但毫无结果。11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人又在会议前夕散发了一封攻击中国共产党的6万字长信，使论战进一步尖锐化。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进一步把分歧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一作法，中途退会回国。同年秋季，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前苏联给印度政府以军事援助，并在报刊上公开指责中国。从1962年11月起，赫鲁晓夫连续发表讲话，苏联报刊上也登载几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样，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等7篇文章，进行不指名的批判。第三阶段从1963年3月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苏全面大论战开始。3月30日，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给中共中央的信件，提出了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中共中央也全文公布苏共这封信，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与苏共对立的国际共运总路线。7月14日，前苏联发布《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攻击中国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人民日报》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决议、声明、讲话和社论全部予以转载，《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编辑部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进行与苏共的公开论战。在此期间，前苏联也先后发表了3000多篇反华文章。第四阶段是从1964年10月到1965年底。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论战继续进行。1964年11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米高扬向中国代表团宣称：在国际共产主义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1965年3月1日至5日，由苏共发起举行了“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以期对中国实行集体制裁，中国共产党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予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