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外围论Center-Periphery Theory

这是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由中心和外围两个极点构成的体系来把握时的联系性概念，在这里，中心是指在工业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外围只不过是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承担向中心供应食品、原料功能的初级产品出口国； 中心的经济结构是同质的和多样化的，外围的特点则是异质的和专业化的，异质表现为外围出口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上的极大差异，专业化则表现为出口部门集中生产少数初级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中心的扩张不是为了发展外围，而是通过中心和外围的不平等关系限制外围发展。或者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外围地位和二元化经济 (Dual Economy) 是互为条件的 (Prebisch,R.,1990)。这一概念由普雷维什在50年代首先提出，中心攫取外围的经济剩余的手段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即普雷维什—辛格命题(Singer,H.,1950)。普雷维什在晚年总结其学说时，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中心外围的二元体系说： “事实上存在着一种 ‘经济星座’，其中心是工业国，由于受惠于这种地位和早期技术进步，工业国组成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整个体系； 生产出口原料的国家则以其自然资源的功能和中心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广大的、参差不同的外围” (Prebisch,R.,1990)。沃勒斯坦 (Wallerstein,I.,1983) 进一步分析说，目前世界经济体系中除了存在相互对抗和依存的中心外围两极外，还存在着半外围国家 (Semi-Peripheral Country)，这些国家同时具有中心和外围的特征。它们在世界贸易中既向中心国家输出外围国家的产品，又向外围国家输出中心国家的产品，从而成为中心外围间的缓冲带，有助于弱化双方的矛盾和对抗。某些半外围国家的上升和发展使其可能最终成为中心国家，而衰退则可能导致其落入外围行列。
阿瑟(Arthur,W.,1981) 以中心外围的工资差异论支持了普雷维什—辛格命题，他认为外围的工资水平取决于其低下的农业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与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关，“贸易条件对极不发达国家而言，无论对农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都是不利的，原因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不熟练劳动，不管生产什么产品，依靠市场来支付工资，都是建立在低生产力农业生产者的基础上。”
伊曼纽尔 (Emmanuel,A.) 和阿明(Amin,S.) 的研究使中心外围论趋于成熟，伊曼纽尔的中心外围不平等交换说假定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而劳动要素则由于不能自由流动而具有非竞争性，“这样事情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即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 （中心外围间） 不平等交换的惟一条件” (Emmanuel,A.,1969)。阿明总结了中心外围论并使其体系化，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但这种阶级结构并不适用于世界经济体系——它们属于一个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形态的体系。” 阿明将中心国家的经济划分为商业扩张主义、旧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三个阶段，其经济发展是自我中心积累型 (Autocentric Accumulation)，即生产以国内市场为主，生产结构与由劳动工资率决定的消费结构和市场规模是相互适应的，资本积累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得以扩大其规模并实现扩大再生产； 阿明认为外围国家的经济特征是外围资本主义部门一开始就是被从外部引入，而且以依附于国外市场的形式发展，在经济方面从属于中心部的再生产，外围资本积累具有对中心的依赖性，外围资本主义使出口产品结构和外围消费结构有机结合度不足，这些外围资本主义部门则是阿明所称的经济飞地 (Encalved Economy)。“因此在中心取得的和谐必须由外围地区日益增加的不和谐所抗衡，这种不和谐是在外围的许多 ‘贫困化’ 中表现出来的，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今天的表现”，“依附性外围发展的深化所走的道路在将来会构成高度不发达的主要形式”； 在外围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上，阿明提出了新发展经济学的四点思路，一是在依靠自己资源基础上的国家自主发展战略，二是建立在南南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集体自主发展战略，三是提高原料价格和控制自然资源，四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Amin,S.,1979)。
在阿明提出不平等发展论 (Unequal Development) 的同时，弗兰克 (Frank,G.) 以经济剩余的中心外围转移说和外围的不发达发展论丰富了中心外围说。弗兰克吸收了巴兰(Baran,P.) 和斯维齐 (Sweezy,P.) 的观点认为 “外围所生产的经济剩余不是被中心所剥夺，就是流入非生产性领域，没有被用于投资”； 中心是从未开发 (Undeveloped) 到发达，而外围是从未开发到不发达的发展，但“外围的发展是正处于目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内，看来也注定是有限的或者是不发达状况的发展”； 从外围经济剩余的被剥夺和不发达发展，弗兰克总结“中心的那些陈规老套是不符合外围的经济现实的； 也不会满足它们要求解放的政治需要”，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Frank,G.,1977)。但是弗兰克的观点受到了拉库劳 (Laclau,E.,1971) 的质疑。
沃勒斯坦(沃勒斯坦，1991) 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给自足的 “互惠小体系”； 二是国家诉诸于政治权利进行直接掠夺的“再分配的世界帝国”； 三是由中心、半外围、外围组成的 “现代世界体系”，这是利用国际分工和不等价交换机制把经济剩余从外围向中心转移的体系，转移途径是商品联锁(Commodity Chains)，“国际贸易这一基本概念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在分析中心外围结构关系过程中的基础性设想……我们必须从商品联锁的角度出发考察”，联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心国家商品是高技术型、资本密集型和使用了高工资的熟练劳动者； 二是外围国家的商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和使用低工资的不熟练劳动者，商品联锁从外围向中心流动而使中心的生产成为核心生产 (Core production)，结果带动经济剩余从外围向中心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沃勒斯坦反对由外围上升为中心的追赶路线 (Catching-up Line) 或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ism)，认为外围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起作为“反世界体系运动” 的 “社会主义世界政府”。
将中心外围论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第三世界理论及制度经济 (Institutionalism) 相联系进行的考察很少，但是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对立性无疑对中心外围论学者普遍持有的社会主义倾向产生直接影响，并使第三世界 (The Third World) 几乎和外围等义； 加尔布雷思(Galbraith,J.,1964) 关于现代公司的权利结构分析可以视为中心外围论的微观基础，过去公司的权力结构从中心到外围依次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工人，而现代公司则为经理层、技术人员、基层经理及工人、股东，由此产生的国际经济的二元结构及其经济关系和中心外围论的结论十分相似； 制度学派对中心外围论者的影响还显见于后者研究中的制度结构分析法和历史文化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