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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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拙著 《中国民间隐语行话》 的英文本序中， 我阐明了这么一种观点，即： 　隐语行话， 亦即秘密语， 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共有的一种民俗语言形态。 　说到隐语行话， 人们往往首先把它同匪盗、 娼、 赌、 贩毒、 走私等反社会的犯罪活动联系起来， 未免失之武断， 以偏赅全。 事实上， 除了黑社会群体外， 许多社会群体都存在使用隐语行话的习俗惯制。 由于宗教、 禁忌乃至游艺的需要而使用隐语行话， 自古就是许多民族所共有的民俗， 只不过其语言及表现的形式各有不同罢了。 就中国而言， 不仅古代战争中使用隐语行话， 就连唐代皇帝身边的优伶、 宋代颇盛的蹴鞠 (踢球) 行当的艺人， 亦大量使用这种秘密性的“语言”。 至今， 在中国的许多地区、 许多职业群体， 仍然流行着使用隐语行话的风俗习惯。 闽、 浙山区以种植采集香菇为业的菇民使用着特有的当行隐语行话， 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守谋生技艺秘密， 同时也在于山魈迷信中的言语禁忌。 至于各地山民、 渔民因行业信仰、 行业禁忌所产生的一系列隐语行话， 仍在世代传承着。 　因此， 单纯从语言学和犯罪学的观点来认识民间隐语行话现象， 未免过于狭隘， 难以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其本质以及生成、 流变机制。 　那么， 如何看待这种隐语行话现象呢？我以为， 从文化人类学视点来考察这一语言文化现象， 似乎更便于把握其本质、 机制。 具体的， 我则从民俗语言学角度来发掘、 研究， 将其视为一种民俗语言文化形态。 尽管任何一种科学视点都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亦即侧重点不同， 但在民俗语言学这一多缘性人文科学的视野中， 隐语行话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学术领域。 而且， 民俗语言学又是一门具有双向性、 多缘性、 综合性、 应用性及社会性等基本总体特征的学科； 其方法论主张田野作业与文献考证并重， 定量定性分析与比较研究并重， 宏观的总体研究与微观的具体研究并重， 精神的与物质的并重， 讲求实证与思辨的有机结合。 　这些年里， 我所进行的关于隐语行话的研究， 都是将其作为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现象， 运用的是民俗语言学的视点和方法。 此间， 围绕这一研究领域， 先后出版了三部理论专著， 发表了十几篇专题论文与学术随笔， 并且编了一部论文资料专集和一部中型辞书。 同时， 发掘、 整理了数种古代有关文献， 主持了一次全国性专题学术研讨会， 做了两次专题讲座。 在这一过程中， 我不仅结识了许多对此道有兴趣的专家学者， 还有幸结识了一些对此有兴趣或本身即隐语行话传承者的民间人士， 为深入社会调查、 切近实际生活带来便利， 也拓宽了视野， 增长了许多见识， 加深了理论思索， 理论联系实际。 　编一部大型中国隐语行话辞书， 是我从事这一科学领域研究之初即产生了的一个宿愿。 显然， 上述一些工作， 无论是理论准备还是资料的整理、 积累，都可说为实现这一宿愿奠定了比较扎实、 深厚的基础。 然而， 采取语文辞书的形式编著隐语行话辞典， 只能以辑释语词或短语形态的隐语行话为本， 话语、谣诀、 反切语及副语言习俗的等其他形态者， 则难以于正文设立词条。 为了尽可能通过一部辞典比较全面地综合展示各种形态隐语行话的概况， 不致因多形态综合立条造成混乱、 有失习惯的规范， 便选辑其他形态的资料作为续编。 同时， 为了反映这科学领域的研究情况、 参考资料， 为读者提供一些必要的知识和信息， 专门编著了 《隐语行话研究事典》， 亦作为续编， 列于正编之后。 　在指导思想上， 我们力求做到内容详实， 资料丰富， 古今连贯， 注释准确， 信息涵量大， 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集学术性、 知识性、 资料性及工具性为一体， 不仅可供语言学、 文学艺术、 社会学、 文化学、 历史学、 民俗学、 公安司法等专业人员及相关领域科研、 教学人员参考， 亦面向多层面读者的应用需要， 成为广大读者在这一领域析疑探秘解难的得力助手。 　在学术上， 则期望这部辞典成为这一科学领域迈向新一里程的基石。 　试图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出一部具有一定规模、 相当质量， 既涉及面广、 内涵丰富而又比较专门的大型专科辞典， 绝非轻易地一蹴就成功的事情， 舛误自当难免， 尚祈时贤、 读者教正， 以期修订改正， 使之不断完善、 如意。 曲彦斌 　1993年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