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伦理思想

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间的中国伦理思想。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变为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由于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还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这个主要矛盾反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新学（或西学）同封建主义的旧学（或中学）的斗争。资产阶级新的道德思想同封建主义旧的道德思想的斗争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资产阶级伦理思想酝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它同占统治地位的三纲五常封建名教伦理思想作斗争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酝酿萌芽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到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失败)。鸦片战争前后，面对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起而揭露封建道德的危机，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开风气之先”。龚自珍提出了“众人造伦纪”的命题，发出了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实现个性解放的呼声。魏源则论述了“以实事程实功”的功利论，最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义中的某些平等思想同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以平等、平均为中心的政治伦理思想，向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其后期的洪仁玕又给这种农民伦理思想赋予了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他们都为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产生作了某种准备。 （二）形成确立阶段(大致从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达到高潮，其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把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政治学、哲学和伦理学同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成分，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某些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以“进化论”为中心的改良主义，用这种新学去批判封建主义的旧学。其伦理思想首先表现在对封建旧道德的正面批判。他们从进化论观点出发，批判“纲常不变论”，认为封建纲常名教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神圣准则，而是强者“自便而凌弱者”的工具(《大同书》)，是封建君主为“钳制天下”而制造的“钳制之器”(《仁学》)；指出“三纲之慑入，足以破其胆而杀其魂”(《仁学》)；进而提出了“冲决网罗”(《仁学》)的口号。其次，是依据西方传入的“天赋人权论”，提出了用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的要求，论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康有为强调“人道者依人以为道” (《大同书》)，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之心”的“博爱哲学”；谭嗣同提出“仁——通——平等”的思想，认为平等是普遍的自然法则，必须以此作为社会人伦关系的基础；严复认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辟韩》)，只有自由，人才能“全受”，国家才能独立富强。严复和梁启超还提出了“开明自营”和“知有利于他之利己”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更倡言“道德革命”，论述了公德和私德、权利和义务，以及自由、进步、合群、冒险精神等一系列道德范畴。再次，提出了“去苦求乐”的自然人性论，批判了宋明理学“性善性恶”、 “存理灭欲”的封建道德理论，论证了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合理性。第四，提出了“自立”、“自强”的人生观。严复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进化规律出发，指出人生不能消极等待，乞求“天意”，而应当“用其才力心思，以与妨生者为斗”，自强不息，不断进化，使自己成为“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相适应者”(《天演论·导言·按语》)。第五，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的理想社会；提出了“以私害性”，私有制必然歪曲人性，只有“天下为公”才能使人类道德完善的重要命题；提出了劳动是社会存在和进化的基础，不仅应成为人们求生手段，而且应成为道德评价标准的重要思想。这些伦理思想在当时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引起了封建主义“卫道者”和“翼教”的疯狂反扑。它标志着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已在斗争中形成和确立。（三）发展成熟阶段(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也相应得到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更加广泛而深入地批判了封建旧道德。他们明确举起“排孔”的旗帜，斥封建道德为“伪道德”，认为只有自由、平等、博爱才是“根于心理”的“真道德”，强调“欲昌明道德，又不可不排斥伪道德，盖伪道德与真道德实有不能两立之理”(愤民：《论道德》)。还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移风易俗等问题。孙中山和章太炎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伦理思想标志着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成熟。章太炎把反对保皇派斗争同批判儒家旧道德结合起来，指出旧道德是封建统治者的“南面之术，愚民之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提出“无道德不能革命”，革命者必须有高尚道德，才能“任天下之重”的论断(《论道德之革命》)；提出“一切道德皆始于自利”，道德观念同利益不可分，认为利益无善恶，依自己利益评价事物才产生善恶，也并非“自利”都善，只有“自利”同社会的统一与和谐才是善；还把道德同职业联系起来，论述了善恶的“俱分进化论”。孙中山把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用于考察道德问题，反对封建的“君臣之义”和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强权道德，提出了“道德仁义，互助之用也”的命题(《孙中山选集》，下同)，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类的“互助”本性，其作用是使人类“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消除竞争，扩大互助，促进社会进化；他要求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普遍原则和一贯精神的社会；他试图赋予中国某些传统道德以民主主义的内容，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规范；提出了“审时度势”、“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树立救国救民志愿的人格标准和人生追求；论述了“真理和名誉”、“牺牲和价值”的关系及革命党人的官德等问题；描述了“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也不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伦理思想，建立起自己完备的伦理思想体系。它成熟之时，也就开始衰落了，被新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