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比较多的意见认为是产生于明代中后期，即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期。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货币经济已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在商品货币经济作用下，封建制度本身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于是，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在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城市中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比较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进入清代乾隆、嘉庆以后，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在华北，甚至西北和西南地区也可以看到了。不仅丝织业，而且在棉布加工业、制瓷业以及冶铁业中资本主义萌芽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在其他一些手工业部门中，也陆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于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明代成化(1465—1487) 末年，在江南地区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或工场手工业。如浙江杭县人张毅庵，最初就一张织机，由于 “织诸色绢币 （帛），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贷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很显然，这已经是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或手工业工场了。到明代末期，由于小生产者的不断分化，雇佣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江南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劳动力市场。进入清代，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手工工场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据记载，在南京，每个工场拥有的织机数已经不是几十张，而是上百张了。康熙前期，官府甚至明令限制织机，“机户不得逾百张”，康熙末年取消了对织机数量的限制后，到道光年间 (1821—1850) 竟“有开五六百张机” 的手工工场。除手工工场之外，清代江南丝织业中，还出现了包买主控制小生产的形式。包买主不论他们自己开设作坊“设机智织” 与否，都是把原料散放给机户生产，收取成品，计件给予工资。为他们生产的机户，不论是小作坊主，还是家庭手工业者，除了拥有自己的工具或部分工具之外，原料和成品都不属于自己所有，他们实际上是包买主的雇佣工人。而包买主实际上是支配他们的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最早的资本家，一是来源于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二是由商人转化而来。商人经营手工工场和充当包买主，于是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清时期，中国的商业资本虽然整个来说还远没有发展到它的最高形式，即包买主支配小生产的形式，但在江南丝织业中已开始产生一种途径。在制瓷业、冶铁业，云南铜矿，北京西部和山东博山的煤矿，福建武夷山制茶业，广西、瑞金等处的制烟业，四川等处的酿酒业，浙江等处的榨油业，台湾、广东、广西等处的制糖业，陕西汉中等处的造纸业，苏州等处的印刷业，陕西木材采伐业等手工业部门，以及上海沙船运输业中都先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进入清代，农村使用雇工的现象日渐增多，尤其在农作物商品化较发展的地区更为普遍，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 “人市”、“工夫市” 等称谓的劳动力市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雇佣劳动力的广泛出现，清代前期经营地主比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出现了使用雇工的富裕佃农。这些富裕佃农虽然一般说来生产规模不大，雇佣工人不多，还远非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但以雇佣工方式从事商品生产经营，这与传统的封建地租剥削方式不同，已带有从雇佣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性质，因而已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生产。
总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自明代后期产生后，虽因明末清初的王朝更替和战乱曾一度萎缩，但在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到清代乾隆时期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它的发展水平还是很微弱的，在手工业中远远未能达到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在农业中更是微不足道。没有形成对封建经济结构的破坏力量，从而使中国社会未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的生产结构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人资本与土地的结合，削弱了它对封建经济的解体作用，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第三，封建政府的 “抑商” 政策和对重要手工业部门实行官营和垄断，严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直接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此外，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还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基于上述原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虽然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曲折历程，仍未能充分发展起来。尽管如此，它对明清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识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为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