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学

001 中国译学

中国的翻译源远流长。最早的传译之事可上溯至西周之前。《礼记·王制》篇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都是指通译言语的人。《周礼·秋官》篇说：“掌蛮狄诸国传谕言辞，而属秋官司寇”，“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象胥”即指当时四方译官。东汉时，佛经的翻译曾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文字翻译之滥觞，但据梁启超查考，战国的《越人歌》当是中国最早的译品。《越人歌》的原文、译文与来历载于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篇。春秋楚康王之弟鄂君子晳“泛舟于新波”，有越女拥楫而歌”，鄂君子晳不通越语，嘱人翻译，才知道越女所歌为一首情歌。秦汉之际，北方匈奴崛起。秦汉与匈奴外事频繁，于是，周之“象胥”遂为“译”所代替。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译”的训诂为“传译四夷之言者”。南朝梁代慧晈《高僧传》三《佛陀什》：“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译”字前加上“翻”字，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以此统指口译和笔译。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的译学曾伴随外国文化与思想的3次大规模输入而形成3个发展高峰。首先是对佛经的转译。自汉开始，迄于唐宋，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翻译事业。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才知道有佛教。东汉末年安世高始口译《明度五十校计经》。东汉至西晋时期主要佛经译家有安清、支谶、支谦、竺法护等。三国的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述及了最初的翻译理论：“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 ‘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 ‘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梵文佛经行文朴质，而汉文则讲究文辞。佛经翻译是依从梵文的朴质，还是讲求汉语通达的文辞？这里所说的“文”与“质”是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从东晋一直到隋的主要佛经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马大跋陀罗、道安、慧远、真谛、彦琮等。鸠摩罗什主张“依实出华”，为南北朝佛经翻译的意译派开了风气。罗什认为：“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罗什译本，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在当时“众心惬服，莫不欣赞”。道安主张“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他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彦琮认为此说“洞入幽微，能究深隐”。他评论历代译人之得失，提出佛经翻译人员需“八备”。自唐贞观至贞元，此为佛教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玄奘在19年的时间里译出74部，1335卷，1300多万字佛教经文。他运用六朝以来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锁连环的方式，形成一种“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在中国译学史上颇具特色。其次是始于明清两代及以后的西欧科技及文化的引进输入阶段。明末徐光启、李元藻、李天经、王澂等人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后，立志引进西学，贯通中学，以图最终胜超西学的宏愿。他们积极参与翻译活动，其中徐光启为佼佼者。清朝在各地专设翻译出版机构，译界代表人物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与此同时，西方流行的政治学说与文化艺术也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以传介。晚清的严复先后译出《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书。晚清时期，翻译的国外小说达400种，仅1907年，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与严复同时代的林纾以文言文译介了英、美、法、德、日等国的小说180余种，1200万字，其中名著占40余种。严复在他撰写的《天演论·译例言》中起句便是：“译事三难：信达雅。”一语破的，创制了一条影响深远的翻译标准。再次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阶段。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译介和传播，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他们开始接受并译介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其出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史上占重要地位。同时，一大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创导者郭沫若、鲁迅、瞿秋白、陈独秀等也拿起翻译这一武器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先后译介了英国、俄国、法国、美国、日本、印度、挪威、爱尔兰、波兰、丹麦、苏格兰等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翻译，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之先河。“五四”以来的70年间，译者如云，宗匠辈出。中国2000多年来的文化瑰宝，如《红楼梦》等，被中国人自己译介到世界各地。台湾学者梁实秋所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于1966年在台湾出版。翻译理论又有了新发展。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于信达雅之外，标举“神似”，别树一义。60年代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更进一步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标志着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新发展。中国译学走过了1700多年的漫长道路。“文化大革命”过后，中国译界又出现了以译介本世纪世界上新出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的高潮，展现了更加诱人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