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3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重要斗争。大革命失败以后，不少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产生了疑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1928年中共“六大”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等公开反对这个结论，认为蒋介石取得政权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中国社会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从而得出取消革命的反动结论。以陶希圣、周佛海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文章，歪曲中国社会性质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等，攻击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张是“制造阶级战争”。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2月李立三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系统地批驳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1929年11月，王学文等在上海创办《新思潮》杂志，该刊第五期出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潘东周、王学文、吴黎平、李一泯、向省吾等写的一组文章，其中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和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是代表作，认为中国社会经济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王学文等被称为新思潮派。动力派的严灵峰和任曙反对新思潮派的观点。严灵峰先后在《动力》杂志上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章，任曙1930年12月写了一本《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他们认为中外资本是两兄弟，不分彼此，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刘镜园（刘仁静）也同意这类观点。1932年3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认为中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有其它几种观点：孙卓章在《中国经济的分析》一文中提出，中国社会“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而政治上又是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胡秋原在《略复孙单章君并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一文中说，中国是“国际帝国殖民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金如海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略评》一文中说，中国是“资本殖民地下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罗敦伟在《中国统制经济先决问题》中认为中国是“变质的封建社会”等等。对这些怪论，中国共产党又组织了社会科学工作者著文反驳，影响较大的有赖田的《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其前途》，伯虎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思云（王学文）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刘梦云（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何史文（瞿秋白）的《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等，这些著述批判了种种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怪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