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

或称“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一场争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提出过一些见解，未认清经济形态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开始了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过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没有不受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支配的，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的经济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中国的政治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加给中国工人、农民、资产阶级最大痛苦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如此，提出了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在1926—1927年革命高潮中，在苏联以及共产国际里，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争论。1927年4—7月发生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革命转入低潮的巨大变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又成了问题，于是决定这个问题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突出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否发生了质变？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社会是怎样发展来的？又将往哪里发展？挑起这个问题争论的是托陈取消派。争论中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以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得力干将陶希圣为代表。他们以1928年办的《新生命》杂志和新生命书局为据点，故称“新生命派”。他们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所谓 “帝国主义”是指明朝以来与中国通商的外国商人，并非垄断资本主义；所谓“封建社会”是不存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敌对矛盾，只存在士大夫阶级的封建势力。另有人在社会性质问题上与《新生命》观点相近，但政治上主张革命，认为中国仍是封建社会经济、封建国家，应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种观点是苏联托洛茨基、拉狄克等首倡，国内陈独秀等响应。托洛茨基、陈独秀等认为中国早已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已没有封建势力存在或只有封建残余的残余。1927年主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残余的封建势力为了自己的生存， 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 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民主革命已经完结， 工人阶级应等待将来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和工人数量大增加之后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现阶段只能进行以 “国民主义社会” 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 即取消革命运动。他们被称为 “托陈取消派” 。第三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社会性质并没有变化，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 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1927年11月创刊的《新思潮》为阵地， 称“新思潮派”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 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是论战的中心问题。这场论战是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社会科学出版物大都参加了这场论战。论战主要在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派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托陈取消派之间进行的， 关系到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的认识， 具有直接实践意义。它的深入，是发展为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论争的结果， 托陈取消派、新生命派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被进步人士所唾弃， 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正确性。在论战中， 出现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史是在政治思想斗争中， 适应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