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语文教材zhongguo xiandai de yuwen jiaocai

清朝末年推行癸卯学制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编纂出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使我国有了统一的正规化学制。其《学务纲要》对国文科的目的、任务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以能多引经史为贵，不以雕琢藻丽为工。”为适应这一要求，必然要出版与之相应的正规化的中小学教科书。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增祺选编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全书共五册。其后，林纾编《中学国文读本》十册也由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出版。1911年民国成立，语文课统一称为“国文”。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各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但吴编课本仍在使用。1912年，中华书局创办并出版了一套《新中华教科书》，同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了《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新国文》，这套课本使用年限长，发行数量多，影响较大，此间通行使用的还有谢无量编、中华书局1915年出版的《国文教本评注》，其体例与吴编课本相近。“五四”运动后，白话文运动兴起，在其影响下，1920年，教育部将“国文”改为“国语”。为适应这一新情况，大量具有反封建精神的白话文章和文学作品进入教材之中，教材的种类也大量增加。当时比较通行的新课本有：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顾颉刚、叶绍钧等合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六册，中华书局1923年出版沈星一编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三册和《初级国语读本》三册，中华书局1925年出版穆济波编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古文读本》三册和《高级国语读本》三册。这时期已开始把文章分为记叙、议论、抒情、说明几大类，开始重视阅读，但文言文仍占相当比重。国民党统治时期，教材仍是民间编写，政府部门审查，学校自行选用。在出版的众多教材中较为通行的有：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傅东华编复兴初中教科书《国文》六册和复兴高中教科书《国文》六册，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宋文翰编新编《初中国文》六册和新编《高中国文》六册。这一时期有突出特点的还有夏丐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193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到1938年共出四册（预计六册）。内容以白话文为主，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不仅是教材，而且是教法，对语文教材的科学化起了推进作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出现了许多“活用课本”、“自学课本”和“进修课本”。正规教材开始由“自由编制”向“统一编制”转变。1942年，正中书局以“七家联合供应处”的名义主持印发了一套部编中学《国文》，被指定为全国各中学统一用书，这激起了教育界的普遍不满和抵制，多数学校和教师仍暗里自编教材。解放区的语文教材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强调政治、注重实际、力求精当、讲究实效。苏区时期的教材在强调革命性的同时，就已注意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45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统一编审的《中等国文》，此外还有《干部识字课本》等和适合工农业余教育的语文课本。
总括现代语文教材的特点主要为：
❶白话文大量被选用，使教材内容具有反封建精神，促进语文教学结合社会实际。
❷编排体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注意符合学习规律和教学实际。
❸以民间编选为主，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代表了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是当代语文教材建设的重要基础。

中国现代的语文教材Zhongguo xiandai de yuwen jiaocai

清代末年推行癸卯学制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使用的小学语文教科书。这一期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辛亥革命后至1920年间，此阶段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并没有触及封建教育的根本，所以仍基本沿用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后编纂的教科书，章程中将识字、作文、习字合为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里称“中国文字”，在高等小学堂里称“中国文学”，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是商务印书馆1904—1906年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与1906年出版的 《简明课文教科书》。它们以识字为主，采用言文一致的字，力图以儿童生活为本位，但练习突出书面文言。辛亥革命后则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小学国文教科书》和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国文教科书》，仅仅革去了忠君、崇满的思想内容，体例、形式变化不大。第二阶段从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改 “国文”为 “国语”开始到1928年止，小学语文教材从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增入“民主与科学”的内容，突出语文教材的文学化与趣味化。其中较好的教材有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三阶段为1928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新军阀窃取了国家政权， 从教育思想到语文教科书的编纂走了一条从宣扬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美国化”到宣扬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化”的道路，出现了一批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 “国定小学语文教科书”，但也出现了一批由教育界中进步知识分子编纂的较好的教科书，如1932—1934年间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编纂的《开明国语课本》。在中央苏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各解放区则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任务编纂了新的小学语文教材，它们有中央苏区的《共产主义儿童读本》、陕甘宁边区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等。此外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在1938—1949年间，全国普遍把小学国语、常识两科混合教学，把教材合并编辑成为《国语常识课本》，它以常识教材为主，以国语教材统贯；前者以图表为主，附以简要注释；后者以儿童文字为主。这样做精简了课程，有利于减轻儿童学习负担，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