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章论》

日本吉川幸次郎著。本文写于1942年末到翌年春，原载日本《文学界》杂志，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全部登载完毕，后收入其论文集《中国散文论》(弘文堂1949年初版)。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著述宏富，辑为《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八卷行世。本文着重论述中国古代文章的两大特质，即中国文章的暗示性和装饰性。
作者认为，“所谓暗示性，是指不把要表现的内容全部地在文章的表层展示出来，而是尽量地克制；或者说，在想要表现的内容中，只展现其高潮，其余则依赖于读者的想像的一种性质。这样的性质在中国历代的文章中都多少带有的，尤为显著地显示了这一倾向的是唐代的韩愈”，以及韩愈所开创的宋代以后成为中国文章正统的“古文”。这种性质来自“先天地富于暗示性”的汉语。“汉语是一种只须指出中心词语的语言，起码也是易于流向这一方向的语言”。中国古代文人早就认识到了汉语的这种性质，所以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传》)之类的论述。
作者认为，“装饰性，也就是说中国的文章总是强烈地追求着形式的美，特别是音乐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四六文”。四六文要求字数和音节的限定、对仗和音律的规定，全篇充满了有出典的古语，语言不是口语而是文言。由四六文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即使在以排除四六文的装饰性为使命的文体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以音律上的装饰意识为中心、为契机而招引了对仗、出典等其他的装饰”的文章的音乐性，“其产生根源先天地存在于汉语的本质中。”汉语是富有抑扬的语言，句子短，有四声。由于语音和意义的要求，汉语里有着无数的双字词，即双音词。把两个双音词重叠，就形成了两两相加的四字句，这就是四字句为什么成为中国古今文章基调的原因。“古文虽自由地遣使长短句，但以其精心调节而使长短错杂的句子和谐流畅。”总之，“汉语的容易倾向于要求音律的调和，并不难使这一要求得以实现的先天性质，在书面语言的文章里被有意识地加以强化，因而对音律的考虑格外仔细，这是使中国的文章迈向装饰之道的第一个契机。以这种由音律而来的装饰意识为契机，招引了更富有装饰意味的对句和有出典的词语”。
吉川氏在这篇长文中，不仅用生动的例证加以精辟的论述，而且从汉语的特点、口语和文言的差别、中国人的语言观、文章观等多种角度，对形成这两大特点的本质及其相互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颇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