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学

001 中国天文学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6000—7000年以前便有了相当水平的农业。掌握农时需要天文学知识。据考古得知，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氏族墓穴的方向有一定的方位，陶器上有表示天体的象形文字，表明那时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已经懂得观测天象了。以后又进一步认识了“日、月、年”等时间周期。到夏、商、周代进入奴隶社会，产生了60干支记日方法，有了观象授时、物候的记录，把星空划分为廿八宿，在历法上已懂得用置闰月来调回归年与朔望月倍数之间的矛盾，开始使用漏壶计时，认识到五大行星运动的某些规律，创“岁星纪年法”，将周天分为365 1/4度，与当时巴比伦文化将周天分为360度显然不同，表明中国天文学在萌芽阶段就具备自己的特色。当时的专职天文学家往往也是巫师，如传说中的重黎、羲和、巫咸、裨灶、梓慎等。其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认识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创阴阳五行学说，同时也信天命。有关天文学知识可见于甲骨文、金文，《夏小正》及以后的文献之中。从春秋到秦汉，对天文学的研究开始量化，文献数量逐渐增多，有世界最早的星表，有日食、月食，太阳黑子，彗星、流星、新星等天象的文字记录，可以预告五大行星的位置及会合周期，创制了望远镜发明以前最优良的天文仪器——浑仪、浑象，计算出黄赤交角，发明了廿四节气，在改革过去历法的基础上使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阴阳历进一步发展编成《太初历》，有宇宙及宇宙演化的认识，提出了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宇宙结构理论。这些成就说明这时期已形成独特的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甘德、石申、落下闳、邓平、贾逵、张衡、刘洪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天文学家。重要文献有《石氏星经》、《天文星占》、《天文》、《春秋》、《左传》、《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楚辞》、《墨经》、《庄子》、《尸子》等。从三国到五代，随着生产、科技的进步，以及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天文学也继续发展。因发现岁差，采用定朔定气，计算方法也有了改进，使历法大为精确、简明；进行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子午线实测和大地测量，取得较好成果；改进、创制各种天文仪器，绘制各种星图，反映天象观测更精确；宇宙理论提出元气学说，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有影响的天文学家有祖冲之、虞喜、一行、刘焯、南宫说、梁令瓒、李淳风、陈卓、柳宗元、曹士𫈢等。文献有《晋书·天文志》、《步天歌》等。宋代到明代，中国天文学进入高潮期。创制水运仪象台、简仪等古代最先进灵巧的天文仪器，发明了擒纵器使天文钟表更准确；建立世界最大的天文台，进行更大规模的大地测量； 由于数学方法进步使历法编算更精确、天象观测更准确系统，尤以超新星记录有价值；天文学成果在航海方面得到应用；宇宙无限思想广为传播，与少数民族天文学交流增多，《授时历》的行用，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高水平。沈括、郭守敬、苏颂、韩公廉、王恂、卫朴、张载、朱熹、札马鲁丁等人是这一时期的天文名人。明代以后，中国天文学走向低潮期和与西方天文学融合的阶段。封建专制抑制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也封锁了正蓬勃发展的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耶稣会传教士“技术传教”，垄断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一方面介绍一些一般天文学理论、方法，另一方面出于宗教教义，封锁了哥白尼日心说，刻卜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及牛顿力学，虽客观上起到中西融合作用，却使中国天文学长期摆脱不了古典天文学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清代仍制造了许多大型天文仪器，出版了多部天文学专著，如《崇祯历书》、《灵台仪象志》、《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仪象考成续编》等。同时，民间天文学很活跃，他们不守旧，不崇洋，对中西方天文学的融合作出贡献。有徐光启、邢云路、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孙云球、王贞仪等天文学家。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李善兰等译《谈天》，介绍哥白尼日心说，揭开中国近代天文学的一幕； 另一方面外国列强加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国天文学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辛亥革命后，采用公历，先后成立天文学会、天文研究所，建立天文系专业，建天文台站等，初具现代天文学基础。但现代天文学在中国真正取得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40年。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原有天文机构，充实发展，购置、设计制造了许多现代天文仪器，建设了专业的天文仪器厂；在大学设置天文系专业以培养天文人才，先后建立了6个天文台、馆以利科研和普及教育，出版了多种天文学刊物，并从无到有设立了许多天文学学科和时间服务系统，在多种天文理论领域中，取得重要成果，与国际间学术交流日益增多。中国天文学在世界的影响逐年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