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史》
《中国商业史》，余鑫炎著，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此书打破以往按朝代分述的方式，而采取按中国商业发展变化特点分阶段叙述的体例。传说早在神农氏时代，原始社会后期就有了原始集市简单的物物交换：“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从商族祖先王亥驾牛车，到黄河北从事交易，至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商人阶层的史实，可见商业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产物。据《周礼》载，西周时已有了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有了司市、贾师等专门官职，管理“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等与交易有关的事务。春秋战国之际，“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私营工商业者大量涌现，出现了我国古代商业史上第一次大发展的繁荣时代。管子、计然、白圭等的商业思想给后世以启迪，由商鞅首先提出的“重农抑商”思想被封建统治者发挥，成为中国商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唐、宋、明曾一度商业繁荣，但统治阶级的“抑商”及商业官营一直是商业正常发展的桎梏。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是对外贸易的壮举，对促进商品经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限制海外贸易政策，则暴露出封建经济的落后性、保守性。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他们掠夺廉价原料，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中国商业资本由此分化成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中国商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举步维艰。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充当帝国主义的买办，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商业独占和商业投机，使民族工商业遭到致命打击而纷纷倒闭破产。另外，此书用了较多篇幅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商业及1949年后新中国商业的新面貌。自1978年后，商业管理经营体制的改革，使我国的商业对于搞活城乡经济、活跃市场、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除此书外，还有1985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浚源等编写的《中国商业史》，也可参读。
中国商业史
研究中国商品交换、商品流通和商业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
中国商业史是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相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经济史学。从经济学科来说，中国商业史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指导下，以商业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理论基础，具体探讨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从历史科学来说，中国商业史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以中国通史为基本线索，以中国经济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史学基础，具体探讨中国商业的起源、演变的详尽史实及其发展规律。
中国商业史以中国国内商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不同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为其主要研究内容，它可以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加以研究。纵的方面，即以时间为序的从古至今的中国商品交换和商业的产生以及发展的历史过程，包括中国商业的起源和奴隶社会的商业、封建社会的商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商业、革命根据地的商业和新中国的商业。在每一个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志的大的历史阶段中，又可以按朝代或政权的更替、经济发展的进程，划分为许多细小的阶段。例如，在封建社会这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又可以细分为： 战国至秦的商业、两汉的商业、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商业、隋唐五代的商业、两宋辽金的商业、元代的商业、明清（鸦片战争前）的商业，等等。横的方面，即在每一具体历史阶段（横断面）中所发生的以确切事实为根据的商业经济现象的各个不同侧面，包括市场规模与结构、流通渠道、商品种类与物资交流规模、交易方式、商业资本、商业行业、商人组织、商业政策、商业思想等等。
中国商业在历时数千年的流程中，有丰富的史料。《易经·系辞下》就记载了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代的商业已开始兴盛起来，出现了“殷人重贾”的社会风气。出土的商代文物中，有大量的海贝，在商代，贝和玉同为货币。甲骨文中有许多字，如买、贮、宝、贯等，都从贝字。说明商代的商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商业进入了第一次大繁荣阶段。虽然诸侯割据、列国争雄，但都注意了商品交流。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会合诸国订立盟约，其中有两条是“毋忘宾旅”和“毋遏籴”，春秋各国间的通商往来已初具规模。商业思想、商业理论也应运而生，商业历史事迹也逐渐见诸史籍。春秋时管仲“官山海”与“四民分业”理论，郑桓公与商人订立盟约，弦高犒师，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遂至巨万，战国时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的经商策略等经商史料不绝于书。而比较集中地记述商业发展变化和商人活动的，当首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货殖列传》 开创了记述商业和商人活动的范例，《平准书》则为汉代以后历代《食货志》（类似经济史）之先河。在这两篇著作中，司马迁记述了春秋战国至秦代汉初一大批“货殖家”即富商巨贾如范蠢、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史、任氏等人牟利致富的发家史以及他们的经商言论、策略和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还记述了当时的经济区域、各地物产、商品交流、物价变化、商业利润等情况，以及货币制度的变动、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的均输、平准政策等等，是我国最早的商业史和经济史专门著作的雏形。尤其是其中记述的古代经商理论和策略，更是研究中国商业思想史的珍贵资料。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作传缘起的自叙中发表议论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一反“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主张自由经商的开放思想。
《货殖列传》虽是中国商业史之雏形，但尚不能称为系统的中国商业史专著。此后，历代虽有大量商业史料，但由于自然经济的统治和抑商政策、轻商思想的束缚，这些史料均散见于汗牛充栋的古籍之中，没有形成专门的中国商业史著作。但是，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中常有商业方面的史料，其他史籍、笔记野史如《盐铁论》、《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以及历代地方史志，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地方志，记载商业和商人的史料尤多。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商业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商业史的重要资料。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开始致力于提倡实业救国，发展工商业。马建忠的“通商致富”论，郑观应的“商战”说，张謇的“棉铁主义”，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等，都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力图以振兴工商业而自强的愿望。但由于社会经济制度未能根本改变，不可能实现。二十世纪初，一部分海外华侨在国内相继创办新式商业，国外资本主义的商业思想和商业理论、经商策略也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商业历史的研究才略见端倪。因此，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才有专门的中国商业史问世。最早的中国商业史著作，是1915年赵玉森编纂的《商业历史》上册(即《中国商业史》部分，商务印书馆印行)。此后陆续出版的有： 1925年陈灿编著的《中国商业史》 （商务印书馆印行）,1932年郑行巽编著的《中国商业史》（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王孝通著的《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研究中国商业史的新时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商业部曾组织力量编写了一部约七十万字的《中国商业史》(内部讨论稿，未公开出版)。并在黑龙江商学院组织了有关高等财经商业院校商经专业的部分教师参加的 《中国商业史》讨论会，报刊上开展了关于中国商业史研究对象的学术探讨，大公报连载了 《商业史话》 （谭贾写）。1980年夏，商业部在黑龙江商学院举办了《中国商业史》师资训练班。1981年全国高等财经教育会议确定，高等财经、商业院校的商经专业要把《中国商业史》作为必修课，此后，各院校商经专业纷纷开设《中国商业史》课程。
阅读书目：《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童书业编著，齐鲁书社1981年版；《中国古代商业史》吴慧著，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