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

003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

早在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 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的经籍由波斯人阿罗本携带到长安，经唐太宗诏准建寺布教。最初称波斯经教，后改称景教。公元16—17世纪，明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布基督教。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又将西方的近代科学介绍到中国来。而中国的一部分士大夫也翻译介绍“泰西文明”。不过，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天文、历算方面。其中属于哲学方面的，有李之藻译的《名理探》。这是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说的译著。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和中国门户的开放，西方的近代科学、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学说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最早介绍并采纳西方哲学学说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康有为在《诸天讲》一书里，运用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说阐述了宇宙生成的理论。梁启超撰写《西儒学案》，就培根、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的生平和思想一一作了介绍。梁启超还撰写了《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菲斯人生天职论述评》等文章，介绍了康德、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这一时期介绍西方哲学学说贡献最大的当推严复。严复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半部译成中文，题名《天演论》。严复运用赫胥黎倡导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论证救亡图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后，严复又翻译了穆勒《名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说。此外，还翻译了斯宾塞尔的 《群学肄言》、亚当·斯密的 《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介绍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王国维撰写《康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推崇并介绍康德的先验论和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家章太炎在他早期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时候，曾经在《民报》上发表《无神论》一文，赞扬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孙中山倡导进化论学说，认为传统哲学的“太极”就是“以太”，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细胞为 “生元”，是生命的起源。孙中山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代科学融会到一起，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或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家往往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杂糅到一起，而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阐释和发挥有时难免带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汇通和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里，一方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且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来，以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抗衡。同时，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一部分资产阶级哲学家将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哲学体系，如“新唯识论”、“新心学”、“新理学”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有李大钊、陈独秀。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肯定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谈政治》、《劳动者底觉悟》等文章中，宣传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后，瞿秋白在1924年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李达在1926年发表了《现代社会学》一书，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1937年发表了《社会学大纲》一书，在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学说的同时，着重介绍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贡献。艾思奇在1936年发表了《大众哲学》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1940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五四”运动以后，为了抗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1919—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讲学。他在北京等地发表了五大讲演： (1)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2)教育哲学； (3) 思想之派别； (4)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5)伦理讲演。主张凡取得一时的“成功”与“效用”的，就是真理。鼓吹阶级“协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胡适也从“全盘西化论”的立场出发，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等文章，鼓吹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1921年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他也作了五大讲演：(1)数理逻辑；(2)物之分析； (3)心之分析； (4)哲学问题； (5)社会构造论。罗素在把数理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也宣扬了他的 “中立一元论” 的唯心主义哲学。1921年 《民铎》杂志出版《柏格森》专号，发表了柯一岑的《精神能力说》、范寿康的《柏格森的时空观》、《直觉主义哲学的地位》、冯友兰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瞿世英的《柏格森与现代哲学之趋势》、梁漱溟的《唯识家与柏格森》等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同时，张东荪还翻译出版了柏格森的《创化论》、《物质与记忆》，使柏格森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介绍和传播。1922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杜里舒来中国讲学，宣扬了他的新活力论哲学。1924年《学艺》杂志出版了《康德专刊》，1925年《民铎》杂志出版了《康德号》，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介绍康德哲学的文章。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胡仁源译，1935年)、《实践理性批判》(张铭鼎译，1936年)、《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1939年)也分别出版了。在介绍康德哲学的学者中，有些人站在新康德主义的立场上，突出地强调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1931年《哲学评论》杂志出版了《黑格尔号》专刊，发表了贺麟、朱光潜、瞿菊农、张君劢等人介绍黑格尔哲学的论文和著作。黑格尔的原著有王灵皋译《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1932年)、张铭鼎译《黑格尔之历史哲学》等问世。其中也有一些人如胡适、张东荪以介绍黑格尔哲学的名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将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糅合到一起，构筑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例如，梁漱溟将孔子、孟子和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糅合到一起，构筑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熊十力以儒家的陆王心学、《周易》为主体，糅合佛教大乘空宗法相唯识的学说，同时，吸收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构筑起“新唯识论”的理论体系。冯友兰运用新实在论的思想和方法对程朱理学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形成了“新理学”的理论体系。贺麟运用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陆王心学作了阐释和发挥，形成了“新心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此外，还有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西方哲学的引进上作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例如，金岳霖在逻辑学的介绍方面，朱光潜在西方美学思想的介绍方面，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