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运输

中国古代的运输主要包括水、陆两大运输网。水运又以漕运为主。漕运亦称漕转，中国古代历朝政府将所征的粮食解运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一种运输。通过漕运，全国各地的经济与中央密切地结合成为一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每个地方的物产都是中央政府的一份营养剂。各条河道向京师输送的不止是漕粮，还通过官私船只的大量运输促进各种物资的交流。便利的漕运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重视河道的疏浚、运河的开挖，以保证漕运。如隋朝在建国之后的第四年就在关中开凿了一条长达300余里的广通渠，解决了关中的粮食供应，也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基础，这是整个北朝时期的一条重要的渠道。公元587年 （隋开皇七年），又修成沟通江淮的一条运河——大运河江北段的一部分。到炀帝时又大加扩展延伸，并完成了长江以南至杭州的运河南段，成为南起杭州、北达洛阳的大运河，为漕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王朝建立后，也采取同样的战略决策，以 “岁漕东南之粟” 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支柱。而宋王朝则干脆把都城设在漕运方便的开封。“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汴河漕运是宋王朝赖以立国的根本。因此宋政府还特设发运使一职专司其事，以漕运淮、浙、江、湖及其他漕路储廪，输纳京师，其后又扩大职权，兼管茶、盐、泉宝之政。凡各地财货收入需通过漕运转送京师的，皆由发运使经理。元朝定都北京后，所需供应仍主要仰给江南。因此漕运在元朝也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改进粮食运输，1282年 （元朝至元十九年），专设京畿都漕运司及江淮都漕运司。为进一步方便漕运，开凿济州河 （即山东运河）、会通河、通惠河； 修浚白河、卫河、浑河、扬州运河与练湖。这样，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互相贯通。当时运输粮食的船只，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12000多只，船工最多的时候曾达12万人。赋税、土贡、和籴、和买所入以及对外贸易中抽解所得，都由漕运抵京师 （大都）。除了粮船以外，航行在运河上的还有很多官船和商船。除为官府运送官物，私商货物的运载也日益增多。南方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北方出产的豆、麦、梨、枣等土特产，都通过大运河进行交流。明、清时期漕运仍是 “国家命脉”。因而为了保证漕运畅通，历朝统治者都重视治理水道。但是漕运不能遍达各地，在距离自然河道较远，或根本没有自然河道可资沟通的地方，陆路运输就成为主要手段。古代历朝无不或多或少地修建道路、桥梁，既有贯通全国的干道——从秦汉时代的驰道到后来历朝兴修的官道，又有各州郡各地区自修的地方性道路。纵横全国，四通八达。而且古代运输还形成了驿传制度。驿这种交通运输制度起源很早，历代的名称略有不同，如邮、置、递、传等，但其制则大同小异，系政府沿水陆交通要道每隔若干里而设置的驿馆或传舍。驿站可供过客饮食、住宿，并备有车马舟船，名曰乘传或乘驿。该官员系由政府主管部门发给牌照或券牒，每到一驿，须向驿吏出示此类证明，经审查合格后即供给不同等级的膳宿和不同数目的车马舟船。简单地说，驿馆或传舍是政府在全国道路上设立的招待站。普通劳动人民亦能寄住在官设驿馆里，说明驿馆特别是偏远地方的驿馆，还兼有旅店的作用。驿站的设置，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还巩固了对边远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元代还把驿道修到了国外，“溥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似，驿使往来，如行国中”。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运输是在保证中央政府的财赋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有利于国内商品流转，另一方面也给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