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经济

中国古代城市经济是伴随着城市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早在奴隶制社会，就有了城市，如周都城及各诸侯国的国都。战国时期，城市经济就很繁荣，如齐国都城临淄有七万户人家，城中有集中的工商业区——市。燕国国都武阳，规模宏大，有密集的手工业作坊和发达的商业。西汉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就出现了许多大都市。京师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规模超过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内有东西九市是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区。除长安外，洛阳、临淄、成都等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到唐代，城市经济发展更快，唐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手工业、商业相当繁荣。宋元明清时候，城市经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加繁荣。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包括三个部分：
❶各手工业作坊，分为官营作坊和私营作坊，官营作坊主要生产官府和宫廷所需的产品，这种生产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但官营手工业集中了大量的能工巧匠，对于提高生产技术起了积极作用。私营手工业是商品生产，他们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了市场。
❷各类商业店铺，城市人口多，生活消费品占大宗，出现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❸服务性行业，如饮食业、茶坊等。
中国古代城市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1) 城市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发展的城市经济。中国古代的城市始终是直接控制在封建统治者手中，并且日益牢固地结合在封建统治机构之内。它不但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团体，而且是封建国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封建统治的一个发号施令的中心。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中排斥商品生产，生产主要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积累价值。这个经济规律支配着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统治者很早就采用抑商政策和与此相辅而行的抑奢政策，厉行抑商 （包括手工业） 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则主要集中于城市，所以抑商政策也主要体现在城市。城市便是历代封建政府实施抑商政策的主要对象，对城市经济生活进行种种干涉和管制： 市场由政府管制，其设立和废止均以敕令行之。城市工商业者地位低下，在政治上受到歧视。政府设置官营手工业，制定禁榷制度，压制民营工商业发展。工商业者生产的产品种类、销售时间、价格，政府均进行严厉的管制和干涉，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
(2) 种种限制，使城市商业长期停滞在一种单纯贩运性商业的阶段上，即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是分离的。商业不是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只是把已有的生产物当作自己的经营对象，生产也不支配流通，不把它当作自己生产的因素。商业单纯贩运是建立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基础上，这种商业并不能促进手工业生产，它对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完全是消极的。它的性质是保守的，而不是革命的，它的发展道路是与封建制度相结合，而不是分离。所以中国的商业发展很早，大的商业都会也早已出现，但以此为基础的城市经济，却没成为封建制度分解的起点。
(3) 城市经济缺乏行会制度。中国城市各行业中虽存在 “行”，但这种行与欧洲的行会制度完全不同。它并不限制竞争，也不要求各国行业者地位、财产相等，并不是一种严厉的约束。缺乏行会的约束，商业长期停滞在个体主义的经营方式上，个体主义的商业受主客观条件限制，不能经营集体力量所能经营的业务，只能作一些个人所能够胜任的活动。商业的发展不充分，则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充分。在工业中，由于竞争激烈，造成家庭垄断技术秘密，生产技术只能个别深化，而不能普遍提高，这样虽有个别生产者或家庭能够在产品制造上表现出惊人的技巧，但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当然，由于缺乏行会的制约，工商业者之间的地位差异或运营方法的不同，政府并不干预，所以工商业者如果个人有能力、资力，就可以任意扩大自己的营业规模，使用自己认为适当的生产方法，而不会受到同业的干涉或阻挠。因此，不但在商业中代代有富商大贾的出现，而且在工业中，除了代代都有起家巨万的手工业者外，并在远比欧洲为早的时代，就有了规模宏大的作坊、矿场和手工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