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口思想

中国古代人口思想是指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思想家关于人口数量、密度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思想。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丰富的人口思想。儒、墨、道、法各家的代表人物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考察了人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的人口思想，包括对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迁移的看法，成为中国古代各种人口思想的主要渊源。
墨翟及其学派十分重视劳动，并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是先秦各学派中劳动观念最突出的。墨翟说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是靠劳动生存的，“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并认定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愈努力，创造的财富也愈多： “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下》)为了充分发挥劳动能力，增进一国的财富，他强烈主张增殖人口，提出了强制实行早婚多育和节制蓄妾的政策，并要求制止战争和人殉。实行适度的赋税，即 “常征”，反对 “厚作敛于百姓”，(《墨子·辞过》)以保证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繁殖人口的条件。
商鞅提出 “任地待役之律”，(《商君书·算地》)即从农业和战争两方面的需要来确定人和地的比例关系，认为只有人和地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才能保证农战政策的实行。他说正确的比例应是方百里“食作夫五万”，(《商君书·徕民》)即每方圆百里土地上有五万青壮年男劳力，不合这个比例的即是人地比例失调，谓之民胜地或地胜民。解决的办法是： “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事徕”，(《商君书·算地》)即开荒或徕民。商鞅反对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认为愚民 “易使”，(《商君书·农战》)主张实行愚民政策。
韩非认为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获取生活资料比较容易，因此人们之间很少发生争斗。后来人口繁殖迅速，出现了 “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 (《韩非子·五蠹》)的状况，人们为获取生活资料而争斗的情形就多了。他明确指出人口是按倍数增殖的。他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同上）人口按1:5:25……的速度增长，而生活资料不能按相应速度增长，必然造成人口绝对过剩。韩非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绝对人口过剩论者。
东汉徐干认为掌握人口数是国家的要务，一切政治经济措施，都有赖于掌握人口数。他说： “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 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中论·民数》)他还认为国家掌握了人口数，就能将人口按 “六乡六遂” 之法组织起来，使士农工商四民世代相传，“各世其事，毋迁其业”，（同上）从而使 “事役均”，“庶功兴”，“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同上）达到国治天下平。徐干对于国家掌握人口数量的重要性及其作用的论述，是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
宋代叶适认为，自古以来 “因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民多则田垦而税给，役众而兵强”。(《叶适集·民事中》)而宋代，虽 “户口昌炽”，却仍然贫弱。究其原因，是 “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同上）大量人口，“无地以自业”，只能 “为浮客，为佣力”，有的则 “为商贾，为窃盗”。（同上）为此，他主张移闽浙多余之民，去荆楚等地垦辟。
马端临也认为，人口多其国强，人口少其国弱的说法，只适用于古代。因为古代 “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而 “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所以 “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文献通考·由序》)虽然这一立论并不正确，但他提出的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的观点，则是很有意义的。
明清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主要在于论述人口数量的增长与生活资料数量的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典型的绝对人口过剩的理论。他首先以户为单位推算在正常社会条件下，人口增长的状况。他说： “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洪北江遗集·意言》)然后他又以田地房屋代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考察其变化情况。他就： “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人上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踣而死者之比比也”。（同上）他虽然也提到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因素，但认为人口绝对过剩是主要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述了由于人口增加，需求随之增多，生活资料价格上涨，造成人们 “所出者益广”，“所入者愈微”，（同上）生活愈来愈困难，从而“生攘夺之患”，产生社会动乱。为了减轻人口过剩之害，他认为可以有两种 “调剂之法”，即 “天地调节之法” 和 “君相调剂之法”。前者是指天灾、疫病等造成人口死亡，后者是指国家采取的劝导生产、移民垦荒、减轻赋税、抑制兼并及赈灾等措施，但他认为这些方法都不能解决人口的绝对过剩问题。洪亮吉的人口理论及其所依据的数字推算，是过于夸大和不科学的。
近代汪士铎将当时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归咎于清雍正以后人口急剧增长，人满为患的现象。汪士铎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所写的 《乙丙日记》 中，提出人满为患论：认为天下人口每30年增加1倍，而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均巳至极限，“天地之力穷矣”，“人事之权殚矣”； (同上书，卷三)又认为人满则贫，人多则愚，并将 “世乱之由” 归于人多。其晚年将列强侵略中国也归于人满之患，认为 “远夷航梯来，弊故在利网； 亦闻因人满，幸遂非非想。” (《梅村剩稿·杂言》)主张以战争、瘟疫、溺女、鼓励独身及出家为僧尼、禁鳏夫寡妇再婚等手段大减其民； 认为 “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故 “农不可少而真不可重也”，(《悔翁乙丙日记》卷三)而“士商机巧无能为”，“巧滑而不乱”，且经商在外，生子女少，因此又主张 “减农广商贾”。(同上书，卷二)同时提倡晚婚节育； 主张男30而娶，女25而嫁； 生子以一子为好，多不过二子，贫户不准生女，富户只生一女，主张使用药物避孕，免费“施送断胎冷药”。（同上）并主张采用赋税政策来控制人口的增长，“生三子者倍其赋”，“家有两女者倍其赋”。(同上书，卷三)

中国古代人口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观点与主张。在封建社会，劳动人口是兵力、徭役和赋税的源泉，因此主张增殖人口的思想占支配地位。春秋时期管仲(?—前645)积极推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早婚政策，提出“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儒家十分重视增加人口。孟子(约前372—前289)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主张“广土众民”。墨子(约前468—前376)主张大力鼓励早婚早育，使人口倍增，认为战争、杀殉、蓄私等有害于人口的增长，因而极力反对。荀子(约前313—前238)强调人口结构中要尽量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人口。法家亦很重视人口的结构，认为农业人口的比重愈大，愈有利于国家的富强。《商君书》和《管子》中都很重视人口与土地间的数量比例关系，把地多人少称为“土满”，人多地少称为“人满”，强调必须使人口数量与土地数量保持平衡关系。韩非(前280—前233)则进一步把人口和土地的对比关系推进到人口与财货的对比关系，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造成人多财寡，因而反对人口增长过快，并要求尽可能减少非生产性人口。东汉时王符(约85—162)也强调人口和土地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宋末元初马端临(约1254—1323)提出人口增长中的质量问题，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文献通考》)，而关键在于人口的质量。在鸦片战争前的数十年中，人口增长迅速而物价腾贵。洪亮吉(1746—1809)提出了系统地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他说，在治平之世，户口成倍增长： 比30年前增5倍，比60年前增10倍，比100年前增20倍；而物质资料的增长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他提出解决的办法，一是“天地调剂法”，即任凭水旱、疾疫、天灾减少人口；二是“君相调剂法”，即由统治者采取措施，鼓励开荒、移民、减税、救济等。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是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危机在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