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关于货币铸造权的争论

先秦时期，《管子》曾对货币铸造权有明确论述。它把货币视为国家干预经济、安定天下的重要工具，因此坚决主张由国家垄断铸币权，反对民间私铸。可是，封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流通总是不稳定的。封建经济的繁荣或枯萎，社会的相对安宁或动荡，封建政权的相对稳定或更迭，都直接影响着货币流通的状况。并且，封建统治阶级又往往将货币作为剥削人民的手段和工具，常常对铸币减重减值。这就使货币流通常常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历来存在着私铸私毁的严重现象。如何对待私铸私毁，就成了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自汉朝到唐朝，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中国的货币思想和货币理论也在争论中得到发展。从刘汉初期到李唐中期的近一千年时间，较大的争论有四次，焦点都是如何对待私铸。
汉朝初期的第一次争论 汉朝建立时，承袭秦制，使用秦朝半两钱。但汉初经济破败，“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半两钱重而难用，汉高祖便让百姓私铸，“令民铸荚钱”，(《汉书·食货志下》)于是恶钱流行，物价大涨。高祖末年或惠帝时，又下令禁民私铸，但未生效力。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时，已经是“钱益多而轻”。(《汉书·食货志下》)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当时盗铸不止，官吏捕不胜捕；而宗室吴王刘濞私铸钱币，朝廷也无可奈何；文帝又赐宠臣邓通以铸钱之权。鉴于这些情况，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便下令废除盗铸令，“使民放铸”。(《汉书·食货志下》)对于这一措施，贾山、贾谊等人竭力反对，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货币铸造权的争论。贾山批评这是变先帝之法。他认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汉书·贾山传》)贾山把货币铸造权看成是国家的权柄，强调这是国家的利益之所在。
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则上书详呈私铸的弊害。
❶私铸破坏法禁，驱民为盗，引起社会动荡。法令规定铸钱以铜钖为之，如有以铁、铝掺假者处以黥刑。然而人们铸钱是为了获利，稍有掺杂就可获得厚利。所以，私铸就是驱使更多的人犯罪。犯罪者众，官府将无以善其后。
❷私铸使钱币制度更加混乱。民间用钱种类甚多，郡县各不相同。轻钱需额外加码，重钱又不愿依额交易，没有作为一个标准的法钱存在。如果再允其私铸，钱的重量、成色将更加混乱。
❸私铸还妨碍农业生产。由于铸钱可获厚利，因而人民采铜铸钱者甚众，荒废了农业生产。由于私铸有上述诸多弊端，所以贾谊竭力反对，主张由封建国家垄断铸造权。至于如何禁止私铸，他不是简单地主张用国家法律给予禁止，认为这样做反而达不到目的，“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他总结以往的教训说，“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禁铜，即由政府垄断币材，“铁令铜布于天下”。他认为，盗铸之风盛行，都是由于铜布于天下引起的。国家垄断了铜，不仅能禁绝私铸，还可以有“七福”，即七种好处：“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争逐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汉书·食货志下》)贾谊这样的一番议论，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思想。他已经认识到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专靠法律权力，是不能解决货币问题的。他也认识到钱币的名义价值同铸造成本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的名义价值大于其成本是引起私铸的原因，因而主张禁铜。尽管这一办法在封建社会是不现实的，但他能从货币材料的角度去寻求解决私铸之法，实为在货币问题的探索上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尤其是他的法钱思想，在世界货币思想史上也是较早的货币理论之一。
汉文帝未采纳贾山、贾谊的意见，任民私铸，货币流通仍然处于混乱状态。直到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铸造五铢钱，铸造权才得以统一，但争论并没有停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关于铸币权的第二次争论。
盐铁会议上的第二次争论 盐铁会议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经济政策检查会，以大将军霍光支持的“贤良文学”为一方，大理财家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为另一方，对武帝以来一系列经济、军事、外交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货币铸造权是这次争论中的一个问题。
“贤良”“文学”们批评货币制度越变越坏，向往古代的“抱布贸丝”的物物交换。他们说：“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盐铁论·错币》)
桑弘羊则尖锐地指出，货币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始终之运也”。(《盐铁论·错币》)
“贤良”“文学”反对货币铸造权集中，主张任民私铸，认为“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故王者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铸造权由国家垄断，反而会因“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使民“不知奸真”，无法辨认，以致对货币产生怀疑。同时，商人也“以美贸恶，以丰其倍”，从中渔利。(《盐铁论·错币》)
桑弘羊则坚决反对郡国铸钱，坚持统一货币铸造权。他认为，郡国自由铸钱，地方官吏会营私舞弊，钱中掺杂，结果是“刀币不禁”，“奸贞并行”，使人发生疑虑，影响货币的流通。更严重的问题是，郡国铸钱，使“臣富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就是说，地方铸钱加大了地方的经济权力，给臣下以专利的机会，不利于中央集权，却有利于地方割据。如果铸造权集中，那么“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人民就不会流于奸伪，豪强私铸、地方作假的奸伪之风也可平息，民即返于本业。他还认为，铸造权统一后，奸钱不行，有利于币值的稳定，人民就不会对货币产生怀疑。所以他说：“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均见《盐铁论·错币》)
桑弘羊坚持集中货币铸造权，有利于加强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统一，有利于建立一种较健全的货币制度。他的“统一”的概念，是继贾谊的“法钱”概念以后又一个新概念，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货币学说，是他对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重要贡献。
盐铁会议上对货币铸造权进行争论后，问题似乎得到解决，在一个较长时间，货币铸造是集中的，民间私铸一直被视为非法，争论也暂时停止。
南北朝时的第三次争论 到南北朝时，争论又起。这一次争论，从空间角度说，由于这时中国处于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争论在不同的封建王朝进行，从时间上看，这次争论并非一时，而是持续了若干年。南朝的争论主要在刘宋王朝时期。刘宋王朝建立后，通货短少，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铸造四铢钱，不久即发生盗铸，引起一场货币争论，已经停止了约二百年的私铸又重新成了问题。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江夏王刘义恭(公元412～464年)建议用大钱一枚当新铸的四铢钱两枚行使（即以一当两）便可防止私铸。因为大钱是元嘉四年铸造的四铢钱，（即新钱）同古代的五铢钱（即旧钱）等重，不致引起私铸。后铸的四铢钱减重，仍同旧钱等价流通，乃产生私铸。若以大钱一当新钱二，盗铸无利，自可止息。
刘义恭的建议得到中领军沈演之等人的支持。沈演之(公元397～449年)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便利交易，实国富民。以往钱币短缺，尚因流通范围不广，影响不大。现在，原来不用铸币的边远地区也使用铸币，流通范围扩大了，但通货越来越少，已经成了问题。再加上私铸私毁，虽重刑亦不能禁，致使铸币的价格一年一月地上涨。贫苦农民因钱贵物贱，货币捐税仍然如旧，故不堪其苦，不足以自己养活自己。此种情形，倘不改变币制，货币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同意以一当两改变币制。沈演之还认为这样做，封建国家和个人财富都可增加一倍。
光禄大夫何尚之(公元387～460年)则反对刘义恭的这一建议。他认为，货币的作用是作交易的媒介，不必求其多，太多太少都不好，何况是以一当两的虚假方法，那就更不好了。如果没有特殊必要，不必改变货币流通的现状。他还担心如果实行以一当两的办法，会引起更大的不均。因为凡握有大钱的人，都因当两而增加一倍的收入，贫困者则更加贫困。他还指出大钱当两难以实行，因为钱的种类很多，到底哪些可以以一当两，无法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他提出解决的办法是货币制度要顺乎民情，否则就难以长久施行，以一当两违反民情，也必然要失败。解决的办法是官府要加强纠察，严格赏罚，人们畏惧法律，又总想得到奖赏。如此，私铸问题不需多长时间就可自行平息。(均见《宋书·何尚之传》)
争论的结果，刘义恭和沈演之的建议被采纳。但以一当两只能解决货币短少的问题，不能解决盗铸问题，物价反而上涨，一年后只好取消了这一办法。然而货币问题并没有解决，刘宋王朝对货币进一步减重，又进一步刺激了私铸。于是，争论又起。
孝武帝建孝三年(公元456年)尚书右丞徐爰(公元394～475年)以国用不足为由，建议命犯罪者用铜赎罪，代替服刑，官府将铜用以铸钱。同时又有人主张改铸二铢钱，以弥补财政之不足，实则是减低单位货币价值。
颜竣(?～公元459年)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铸造二铢钱并不能解救官府的匮乏，以往的旧钱反而会被销毁（因为旧钱是四铢重）即使严法禁止，亦因私铸利大而难禁绝，不到一两年，将造成无法挽救的恶果。而且即使铸造小钱，政府也得利不多，何以解救匮乏？反而刺激不法之徒犯罪。况且老百姓本来就苦于大钱小钱的频繁变更，交易时常常发生争执，若铸二铢钱，会造成民心惶恐，富商更富，贫者更贫，加剧贫富差别。(见《宋书·颜竣传》)
大明末年(公元464年，亦有大明元年即公元457年和前废帝永光元年即公元465年之说)始兴郡公沈庆之(公元386～465年)提出开放钱禁、启通私铸。其具体做法是，郡县设置钱署，将铸钱的人都集中在署内，按政府规定的格式和成色标准铸钱，凡铸钱者，铸钱一万抽税三千，并严禁盗铸。他还建议将去年铸的小钱投放市场，并以之为铸钱标准。他认为，这样做，不需数年，公私都能富裕起来，奸伪之事亦可自然停止。
刘义恭反对沈庆之的主张。他认为，私铸之利在于钱中掺杂，既然禁止掺杂，入钱署铸钱的人必然不多。入署铸钱，一万钱抽税三千，私铸无此重负，为追逐利益而不惜犯罪的人必然不少，私铸也就不可能停止。况且要收回民间藏铜也非短时之功，待到藏铜收尽，奸伪之情已很严重，为时已晚。
颜竣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钱币的重量应该固定，不应经常随意变动，如果改变，就会发生舞弊。关于放铸，他是赞成的。但他觉得首先要考虑铜的来源。实行放铸，如果铜不增加，将有限的铜用来铸钱，那么，铜器的价格就会上涨，铜源越紧，铜器越贵。待到铜器价格高出铜钱的价格，谁还愿意铸钱？他也反对流通小钱的建议。他认为，流通小钱，必不能禁绝私铸，也不能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均见《宋书·颜竣传》)
这两次争论，铸造二铢钱的建议得到采纳。官府铸造了又小又薄的二铢钱投放市场，又开放私铸，私铸的二铢钱更小更薄，以至于入水不沉，随手破碎。明帝继位(公元465年)后，即禁止私铸亦停止官铸，唯用古钱，结束了刘宋时期一直争吵不休的货币铸造权的争议。
北朝的货币争议主要发生在北魏。北魏建国后的百余年内，一直以谷帛为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开始铸造新的五铢钱，但因数量不多，只能流行于京城，外地仍用旧钱或以谷帛为币。20余年后就发生私铸，情况愈演愈烈。于是，围绕着如何对待私铸，发生了一场争论。
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任城王元澄(公元456～519年)提出，全国应该只流通一种货币，即新铸的五铢钱，旧钱只准在原区域流通，不得流出界外，并不得新造。新旧并行，其差价听其自然。凡盗铸者，均应重处。至于谷帛，他坚决反对为币。(见《魏书·食货志》)
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公元486～527)则主张因势铸造三铢小钱，与五铢钱并行流通，以期充实封建政府的财富。
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高恭之(公元489～530年)则主张从铜币的铸造成本上着手以杜绝私铸，即提高成本，铸造足值的五铢钱，使私铸者无利可图，私铸之风自然终止。(均见《魏书·高崇传》)
同时，秘书郎杨侃也倡议自由铸造政策，“叫民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通典·食货》九)高恭之和杨侃的建议被采纳，结束了这场争论。
综观南北朝时期的货币铸造权的争论，在货币理论方面并无重大发展。当时的争论集中在如何解决货币短缺的问题上，对私铸或开或禁的主张，基本上在于它能否解决短缺或有何利弊的争论。惟沈庆之的主张，已不同于以往的任民私铸，而具有近代货币思想家们的自由铸造的思想，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唐朝时的第四次争论 唐朝建立(公元618年)后的百余年间，面临通货短少问题。官钱数量不足，导致流通中货币量不足，从而引起私铸，恶钱充斥流通界。可是历史上是恶钱充斥，物价腾踊，而唐朝却是恶钱泛滥，物价基本不涨。这是因为天宝以前，社会较为安定，连年丰收，加之人口增加，通货需求量较大，而其现状是通货短缺，形成恶钱也重物却轻的状况。这一方面刺激了私铸，另一方面却又伤农。因此，增加通货以解决钱币短缺的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公元637～740年)提出开放钱禁，实行放铸政策，允许人民私铸。他的这一主张，遭到群臣的反对。
宰相裴耀卿(公元681～743年)、黄门侍郎李林甫(?～公元753年)、河南少尹肖灵、秘书监崔沔等都予以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严禁恶钱则人知禁，税铜折役则官治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以利薄而自息。若许私铸，则下皆弃农而竞利矣。”(《新唐书·食货志四》)私铸误农，驱民趋利，这是他们的一条理由。“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旧唐书·食货志上》)他们认为铸钱是封建国家的特权，不能放弃，若启私铸，于国家权力有损，于农业生产也不利。
反对最得力的则是时任左监门录事参军刘轶(?～公元756年)他从更广阔的领域论证了不能开放私铸，国家应垄断铸造权。
刘轶认为，货币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他说： “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是。”(《旧唐书·食货志上》)就是说，货币是用来平衡物价，调节农商的，国家的强弱兴衰，就是看能否用货币来调节生产和流通的平衡，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安定。
从这一点出发，他主张应由国家控制货币以发挥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应坚持国家对货币铸造权的垄断以管理民众。“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为人主权……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旧唐书·食货志上》)他认为，货币是治国之要术，国君掌握了货币，就可以驱使百姓，控制物价。若放弃货币控制权，任民私铸，那国君不能御民，民也不服管理了。
由此，他进一步提出货币发行权也应由国家掌握。他说：“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钱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旧唐书·食货志上》)刘轶认为，国家应掌握物价以测钱之多少。物价上涨就是钱多了，就要收回，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钱少了，钱的名义价值超过其实际价值，就要投放，以降低其购买力。货币的这个发行权，完全要由国家控制，绝不能让予他人。
对于通货短缺的原因，他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旧唐书·食货志上》)人口不断增加，货币的需要量也要增加，但钱币的铸造炉没有增加，这是通货不足的原因。
刘轶还列举了私铸的弊端：私铸必然出恶钱，恶钱陷人于法网；私铸驱人贪财利，财利使人弃农耕；私铸还会加剧贫富分化。
为防止私铸，他提出应该禁铜，由政府垄断。民间无铜，盗铸不为。他说这样做就会稳定币值，止息私铸，通货增加，商贾不损，他称之为“四美”。(均见《旧唐书·食货志上》)
刘轶重视货币的作用，维护国家对货币垄断的意见，增加钱币数量的建议，对于巩固中央集权，促进工商发展，都是有利的。
这次争论的结果，张九龄的建议被否定。
纵观历史上几次关于货币铸造权的争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古代货币思想的发展。贾谊的“法钱”概念，桑弘羊关于货币“统一”的概念，沈庆之、杨侃关于自由铸造的思想，刘轶关于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同人口数量关系的见解等，都给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