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科的发展与成就

我国儿科发展可分辛亥革命以前，辛亥革命以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三个时期。
辛亥革命前：我国最早医籍《内经》见于《汉书艺文志》，对儿科病症已有记录。但根据马王堆出土帛书成书年代，则在内经之前已有小儿疾病的记录。司马迁著《史记》在《扁鹊仓公列传》中首次提到“小儿医”的命名。扁鹊是秦国治疗小儿的名医。
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是包含儿科的古典医籍。三国时代华佗也有丰富的小儿疾病治疗经验。西晋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王叔和的《脉经》以及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均对儿科有不少贡献。
隋唐时代记述小儿疾病的论著渐多，尤以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和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对小儿传染病和营养病记述较详。儿科学在唐代很受重视，称“少小科”，与内、外、五官各科并列，在太医署内规定儿科学习时间为五年。
宋代有名医钱乙，专业儿科40余年，曾总结出疹性疾病及小儿常见症候的处理经验，著《小儿药证直诀》，流传后世。其后刘昉等著《幼幼新书》，无名氏编《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和陈文中著《小儿病源方论》都是比较有用的儿科文献。当时医学9个部门中有小方脉一门（小儿内科），并倾向于14岁为其年龄界限。元代儿科医师以曾世荣、滑寿和危亦林较为闻名。曾世荣曾著《活幼新书》，滑寿对麻疹钻研较多，所述粘膜白点似包括今日所称Koplik(1896)—Filatov(1895)斑。宋、金、元时代尚出现不少其他有关儿童医药和针灸的著作。
接种人痘是我国儿科的早期发明，到明代已在民间推广应用，比英国Jenner(1785)发现牛痘早数百年。明代薛铠、薛己、万全、王肯堂等都对儿科诊疗技术有所发扬。
清代的夏鼎、陈复正曾分别著述《幼科铁镜》和《幼幼集成》等儿科名著。清初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不但举例辨证小儿解剖生理知识，纠正前人谬误，并且创造了以活血化瘀药物为主的汤剂，治疗小儿疳积、夜啼和半身不遂等症，沿用迄今。清代发刊不少儿科类书，如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包括《幼科心法》等资料；沈金鳌的《幼科释迷》等，都有独到和精采之处。余者如王孟英著《温热经纬》，论述猩红热的内容较多；吴鞠通的《温病条辨》详论多种温病的诊疗方法，均为儿科有用的参考文献。
我国与国外的医学交流，可溯自唐代前后，到明、清时更为频繁。明初永乐年间，郑和远航四海，把中国医药输出国外。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不少医生也到我国学习汉医和针灸。清代西方传教士又将欧洲医学带来我国。
辛亥革命后：武昌起义推翻了封建王朝之后，我国开始兴办医学院校，但到40年代才较普遍地专设儿科，与内、外、妇产科并列。外国教会及其他团体在我国开办一些医院和医学院校。派送出国学习儿科的人数也逐渐增多。这些都是引进国外儿科医学的因素，尤以沿海各省进展较为迅速。当时，儿科教材大多译自日本书刊，来源于西方者主要是美国豪特(Holt)儿科学的一次译本。
1943年诸福棠等自著的《实用儿科学》完稿，赠给中华医学会刊印出版，至此我国才有自己的较完整的大型儿科参考书。此书解放后迭经修订，成为儿科工作者最常参考的高级读物。
此外，我国近代儿科工作者还在其他方面做出了贡献，如： 高镜朗对婴儿脚气病的描述引起儿科界对该病的注意；祝慎之、诸福棠、范权等先后对豆浆喂养进行实验观察，为缺乏母乳婴儿的蛋白质摄入不足提供了符合国情的解决办法；大豆代乳品迄今仍为重要的研究课题。1933年诸福棠与国外专家一起研究了胎盘提出物的免疫作用是制备胎盘球蛋白的前驱，胎盘球蛋白应用于麻疹等的被动预防，取得显著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卫生工作四大方针，自五十年代开始即大力培养接生员和妇幼保健人员，推广新法接生和新法育儿，大大降低了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病率，提高了婴幼儿的健康水平。不论城乡，孕妇从妊娠7个月起可得减轻劳动或工作的照顾，有足够的产假，个别情况可另予特殊照顾。婴儿周岁前，妇女可于工作时间内进行定时哺乳，保证幼婴的合理喂养。
随着广大妇女参加工农业生产及其他工作，托儿事业迅速发展。工矿企业和各种事业单位都设立托儿所、幼儿园。农村也正在推广农忙或常年托儿所（站）。
虽然遭到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我国儿科事业仍能克服困难向前发展。全国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研究和实施了除害灭病、防疫、防病措施，在全国或在需要的地区大规模地进行计划预防接种。于是，自50～60年代起结核病、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得以大幅度下降；霍乱、先天性梅毒、黑热病、斑疹伤寒及回归热则已基本消灭； 血吸虫病及其他寄生虫病患者明显减少。食盐碘化和饮水加氟（个别地区含氟较多者除外）正在推广。某些地区对小儿多发的克山病与水土含硒缺乏的关系有所阐明，为防治小儿多发的地方病开辟新的途径。近年在母乳喂养、小儿锌营养、新生儿筛查、儿童精神卫生等方面，也做出了成绩。
在临床方面，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提高了腹泻、肺炎、乙型脑炎等的治愈率。用阿托品及从青海草药茄科植物唐古特莨菪(Anisodus tonguticus) 提取的山莨菪碱及其人工合成品治疗中毒型痢疾和暴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疾病过程中的感染性休克，可降低病死率。中西医结合治疗还应用于暴发性肝昏迷，肾病综合征等。针刺治疗也应用于婴儿腹泻、遗尿症、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等。蛔虫合并症、骨折、灼伤等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均有进展。针刺麻醉在儿科手术中也逐渐得到应用。
儿科专题研究也有不少进展。例如，大细胞性贫血的神经症状及治疗； 各种溶血性贫血包括新生儿G-6-PD缺乏所致溶血的调查观察；遗传性血红蛋白病新型的发现； 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综合治疗，使该病5年存活率日渐增高，并有缓解10年以上的报道； 改进多发性神经根炎的医疗护理措施后病死率明显下降；1980年骨髓移植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首次获得成功； 高热惊厥与癫痫或智能迟缓的关系也经随访观察进行研究。小儿内外科之间的协作，促进了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治疗时间推向小年龄。肠套叠空气灌肠疗法在全国推广应用，使早期患儿能于短时间内治愈。
为满足儿童的需要，除综合性医院的儿科外，解放后在许多城市兴办和扩建儿童医院近三十所，床位自100至700张不等；不少医院兼管市儿童保健的组织工作，或设有儿童保健科。
在医学教育方面，50～60年代即在京、沪、沈、渝先后建立儿科系，增加儿科课程，培养了不少儿科专业骨干。到1981年，设置儿科系的医学院校已近10所。近年，卫生部还委托各地举办不同专科的全国性进修班、讲习班。
此外还兴办了医学科学院属、市属和医学院属的儿科研究所，对儿童保健，儿科基础及临床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提高我国儿科的质量。到1982年，全国儿科研究所已从1所增加到5所，此外还有与儿科有关的遗传、营养及其他专题的研究室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
展望未来，大力发展我国儿科事业，对亿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健康成长，对工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对计划生育的顺利进行，都将发挥重大作用。儿科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分工协作，既要认真普及推广有效的医疗预防措施以满足当前需要； 又要努力钻研儿童保健、疾病防治的新课题和有关的基础理论，提高儿科学术水平，为长远利益服务。
首先，应普遍提高儿科诊疗护理工作的质量，加强行政管理，改进服务态度。既有高度负责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又有实践观察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才能提高临床及化验诊断的正确率和各种疾病治愈率，降低疾病复发率、院内交叉感染及手术感染率。要不断革新儿科防治技术、药物制备和化验方法，使医疗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应进一步加强城乡儿童保健工作，提高和推广新生儿管理方法，提倡母乳喂养，制备优质廉价的婴儿代乳品和辅食品，更好地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执行托幼机构及学龄儿童卫生工作的条例，组织和落实预防接种计划，进行体格锻炼，促进小儿心理及智能发育，提高下一代人的素质。
此外，应鼓励和引导儿科工作者进行包括临床、基础理论、新技术应用以及中西医结合的科学研究工作，为实现儿科学的科学现代化而努力。为此，急需培养儿科专业骨干，在防治常见病的同时，应在防治先天性疾病、遗传病、新生儿病、免疫疾病等方面研究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我们不但要控制出生率，还必须对先天畸形和智能障碍等进行研究，设法进行防治。根据不同地区的调查统计，先天畸形在小儿死亡原因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避免难于医治的先天畸形及遗传缺陷，不应忽视预防不正常胎儿出生的工作，如于婴儿出生前后（围生期）认真进行保健工作。许多新生儿危重疾患是可以预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