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伦理思想

佛教，在中国又称释教，最早产生于印度，相传为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创立。其教义具有反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和种性制度的意义。从前三世纪阿育王开始，佛教在印度国内外得到广泛流传，成为世界性宗教。在许多国家形成不同民族特色的教义。西汉元寿元年(前2年，一说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形成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众多教派。宋以后，佛教某些教义为儒家所吸收，逐渐衰落。佛教的基本教义有“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佛教经典即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而成佛为最终目的。它以现实世界为“空”、为“幻”。认为“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想方生” (《华严义海百门》)，客观对象（尘）不过是与主观认识（心）发生关系（因缘和合）所产生的幻想。现实人生毫无意义，是“无常”、“无我”和“苦”。“无常”，是指世界一切事物都处在生起、变异、坏灭的过程中，迁流不停，绝无常驻性。 “无我”，包括“人无我”和“法无我”，前者是说人生并无一个自我实体，不外是色（形质）、受（感觉）、想（观念）、行（意志活动）、识（意识）即五蕴集合而成，没有恒常自在的主体；后者，大乘佛教认为色、受等五类也都由因缘和合而生且不断变迁，并无恒常自在的自体。这样，现实的人生也一切皆“空”，一切皆“幻”。“幻与色无异，色是幻，幻是色，幻与痛痒思想生死识字无异”(《道行经》)。而这种虚幻的世界和人生，是人的灵魂的桎梏，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苦海。形成痛苦的原因在于人自身，苦是由每个人自身的“惑”、“业”所致。“惑”指贪、瞋、痴、慢、疑、见等六种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它们使人处在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苦海之中流转。“屏营愁苦，累念积虑，为心走使，无有安时”(《无量寿经》)。佛教罗列了人生之苦有8种或16种之多(见《方广大庄严经》和《正法念经》)。佛教认为人生虽苦，但其苦因是可灭的，“佛法无边，回头是岸”，人们经过“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也即清除情欲，放弃“贪爱”，斩断“尘缘”，停止作业，遁入空门，以超脱轮回。所以佛教以“涅槃”(又称“入灭”、“圆寂”、“解脱”等，即“寂[熄]灭”一切烦恼，“圆满[具备]”一切“清净功德”)为理想世界，以成佛为人生的最高目标。魏晋时期著名和尚慧远说：“反本求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变；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涅槃）”(《沙门不敬王者》)。佛教的人生观是对世俗生活的厌弃，对人生的否定，所谓“涅槃”、“成佛”实际上是死的化名，充满了极端消极的虚无出世精神。为了论证虚无出世的人生观，佛教学者一方面着力探讨和宣扬作为成佛原因、依据的“佛性”，建立起神秘主义的佛性说；一方面提出了“止”(静坐敛心、专注一境)、“观”(直探心源、观照“明静”)，以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修持方法。这套修持方法的基本宗旨和要求是，既否定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无自”)，又否定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真实性(“无他”)，要人们不断地排除和摆脱外部世界的刺激、干扰，物质欲望的引诱，从而把自己修炼成为“无知无欲”、“无着无染”的人。体现了典型的禁欲主义精神。佛教的伦理思想，它的虚无出世主义人生观、神秘主义佛性说和禁欲主义修行方法，对于陷入现实苦难生活的劳动人民来说，曾是一种强烈的精神麻醉剂。它通过“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但是佛教关于人生观和修养方法的许多探讨，也以其特定的形式丰富和深化了伦理学理论，作为伦理文化遗产，人们将不断对其探讨挖掘，并从中得到某种借鉴和参照。在中唐后，佛教在中国走向衰落，其佛性说和修行方法为宋明理学所吸收，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