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金融辞库︱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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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金融辞库》(以下简称《辞库》)经过全国数百名专家、学者历时三载的辛勤耕耘，终于问世。 一 　这部《辞库》是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产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金融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毫不夸张地说，金融已经渗透于我们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 恰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文选》，第3卷，366页，人民出版社，1993)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既然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普及金融知识，宣传金融政策，阐释金融理论，展示金融动态，就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鉴于目前我国金融领域中存在着概念混乱、释义不清、业务界定不明的问题，鉴于这些问题已经给我国的金融业务、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的国际交流等等带来了诸多障碍，这项工作就更具有紧迫性。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指示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就此进行研究。 经过认真磋商，双方决定共同编撰这部《辞库》，并从1995年底开始了准备工作。 　首先做的事情是收集资料和文献。 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已经出版了金融以及与金融有关的辞书不下20部。 于是，自然就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已经有了大量同类的宏篇巨制的情况下，编撰一部新的辞书有没有必要？ 确切地说，我们将要编写的《辞库》，有没有可能至少在某些方面较之现有辞书更有价值，从而更能满足社会对金融知识的需求？ 　经过反复研究，回答是肯定的。 这是因为：与前人相比，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从1994年开始，我国已经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而且，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个新体制已经初具规模。 具体到金融领域来说，1994年前后的变化更为深刻。 从这一年开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的金融体系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一个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真正的中央银行体系已经确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正在形成；一个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建立；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已见雏形；我国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入的高的层次上进入了国际经济社会。 更重要的是，几项重要的金融立法已在1995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此为基础，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则也陆续面世，我们的金融业已经有了自己的行为规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97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规划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言以蔽之，我们是在一个新的体制框架下在从事《辞库》的编撰工作——新体制显然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知识和新的阐释。 　简言之，我们的信心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 所谓“盛世修典”，正此谓也。 二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编纂大型辞书优良传统的民族。 　早在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就有许慎〔汉〕撰，徐铉〔宋〕校订的《说文解字》问世。 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字书之一。 到了晋朝，又有郭璞注，后经金蟠〔明〕校订的第一部训诂书，也是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问世。 它首创按内容性质分类释词的体例，对后世汉语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官方组织编撰了著名的《永乐大典》，标志着中国出现了类似百科全书的大型类书。 历史发展到清朝，我国的辞书更是层出不穷。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我国出版了闻名天下的《康熙字典》。 这是1915年《中华大词典》出版前中国收字最多的字书。 在学者的书斋里，至今仍能发现它的踪迹。 由陈梦雷、蒋廷锡等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的一部最大的类书。 全书共有1万卷，1.6亿字，按照内容分为六个汇编，汇编下分典，典下分部，部下又分类。 该书内容丰富，分类细致，历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被国外人誉为“康熙百科全书”。 清乾隆年间，乾隆组织大量学者编写了《四库全书》。 对于这部官修的辞书虽然褒贬不一，但在中国的大型丛书中，该书仍然占据重要位置。 它包括经、史、子、集四大类，并有《四库全书总目》(简称《总目》)与之相对，后又有于敏中等另编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简称《简目》)与之相配套。 　进入20世纪，中国又出现了用现代方法编写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其中最有成就者当推《辞源》(陆尔奎等编，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和《辞海》(舒新城等编，1936年初版，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 这两部书各有千秋，《辞源》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新旧并容，重在溯源；《辞海》则字、词并举，优于广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陆续有大型辞书问世。 据1991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工具书七千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共出版工具书7000余种，其中，经济类约1200种，金融类则近30种。 这些工具书在普及知识、教育民众、提高全民族素质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两个令人忧虑的现象：首先，我们的经济类工具书数目虽多，但堪称“精品”者甚少。 尤其是金融类辞书，有不少属于辗转互抄之作，以致于以讹传讹现象在在出现。 　其次，一些辞书有明显的“短期行为”。 它们往往由少数书商为导向，追求的是速度和市场效益，一次推出之后，常常是班子解体，人员星散，甚至连印版也未留下，基本上谈不上修改再版之事。 　上述状况，距离金融发展对金融辞书的要求过于遥远，显然于金融事业的发展不利。 　由此便产生了编纂《辞库》的另一个动机：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工作，建立稳定的编辑机构，组织宏大的作者队伍，积累编纂工作经验，将我们的《辞库》一版一版地出下去。 在我们看来，一部辞书，哪怕编写得非常认真，组织得十分周密，其初版总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与遗漏。 因此，非经一至两次再版修订，是很难成为精品的。 参与《辞库》编辑和组稿工作的同仁们对此存有共识。 我们希望，通过《辞库》的编纂和不断的修改再版，为我们中华民族贡献出能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和《新帕尔格雷夫金融大词典》看齐的经济和金融类辞书来。 应当说，一个国家级的金融研究机构同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出版社之间的精诚合作，为实现这个愿望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三 　大型辞书篇帙浩繁，便于读者查找是对编者的第一要求。 因此，首要的工作是对所有词条进行科学分类。 　分析国内外各种辞书，分类的标准无非两种：一种是按照字母或笔划的顺序排列，二是按照知识系列分卷、分篇、分章、分目。 在读者一方，这两种分类方法难分轩轾。对于那些在读书或工作中遇到不甚明白的词汇，需要求证或得到解释的读者来说，按字母或笔划排列是方便的。 而对于那些并不明确地要查找某一具体的词汇，只是想查阅一下某一方面的情况，或是想较全面了解某一方面进展的读者来说，按知识体系分类是便利的，因为有关的词汇都聚集在一起了。 　在编者一方则完全不同了。 客观地说，按照字母或笔划的分类是相对简单的——编者只要将词汇收集完全，就算是功德完满了。 对比起来，按照知识体系进行分类就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要将卷、篇、章划分得科学。 仅就此而论，就已经很难做的周全。这不仅因为，对某种知识稍有研究的学者总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体系设置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即所谓“众口难调”；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我们如今正处于“知识大爆炸”的年代，原有学科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和更新自不待言；分分合合，乃至整个学科体系被从根本上推翻的情况，也并不鲜见。 在编写金融辞书的过程中，分类问题可能更为突出。这是因为，金融学作为当今的一门“显学”，其发展之迅速，变化之巨大，可能列各门学科之首。 可以说，新发现、新知识、新概念、新理论层出不穷，是现代金融学的常态。 尤有甚者，现代金融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机构界限的模糊、金融工具的融合、国内外的沟通以及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 面对这样一个变动不居，且其各个分支日益相互渗透的研究对象，分类要做到尽如人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其次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词“安放”到适当的卷、篇、章中。 这里的问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前述问题的延伸：一个词放在哪一个概念体系之下最为确当，其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作为理论研究的课题；既然是理论研究，就一定不会只有一种意见。 在另一方面，有一些使用得比较广泛的词汇，常常在若干知识体系(或是在该知识体系的若干分支中)都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究竟将它们放在哪里最为适当，的确颇费思量。 举例来说，“贴现”、“再贴现”一类词汇，对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来说，肯定都是很重要的，但编者却显然只能将它们“安放”在上述各卷的某一卷之中。 　尽管有上述种种难题，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辞库》仍然使用了按知识体系分类为主的方法。 我们所以“知难而上”，主要是考虑到：在上述两种分类方法之间，国内读者可能更熟悉，也更习惯于按照知识主体来查找所需要的词汇；对于那些希望使用本书来系统学习金融知识的读者，这样安排当然就更方便了。 　但是，为了力求克服这样编排的弊端，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在分类和词汇的“安放”上花费了极大的精力。 算起来，对于“卷”的设置，“颠覆性”的讨论就不下五次。 现在确定下来的结构只是多数专家同意(有时是“勉强可以接受”)的结果。 它肯定存在问题，但由于前述原因，也实在是无可奈何了。 四 　编写辞书是立足于前人和他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本书自然也不例外。 概括而言，本书的词条主要得自四个来源。 其一是国内现有的辞书。 粗略算来，我们总共翻阅参考了30余部金融和经济类辞书。 应当说，本书的大部分词条来自这些辞书。其二是境外的金融辞书。 在编写过程中，编委会收集了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写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和《帕尔格雷夫金融大词典》，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金融词典》(Oxford Finance Dictionary)，美国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出版的《金融和投资词汇词典》(Dictionary of Finance and Investment Terms)，《银行词汇词典》(Dictionary of Banking Terms)，以及台湾“中华征信所”编《国际金融贸易大词典》等十余部境外出版的金融辞书。 本书从这些辞书中获益良多。 其三是金融业务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部分司局，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交通银行、中国证监会的部分司局和研究所，都根据各自的金融业务，为我们选编了大量词条。 另外，深圳发展银行和广发证券公司也为本书的词条贡献颇多。 其四是社会各界。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个经济研究所、国内主要高校的金融系(所)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都为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词条和意见。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中牟县支行的李思维同志，将他十余年潜心收集整理的一万多金融词条无偿送给了编委会，有力地支持了编辑工作。 可以说，若无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当然，本书在词条的选择和解释上如果存在什么缺陷，其责任全部由编委会承担。 五 　作为《辞库》，本书当然要把全部金融知识和金融事务层层细分，并提炼成为一个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词或词组来进行阐释。 这固然是辞书性质使然，但确也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 对于那些希望了解某一概念在整个金融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的读者，这种弊端尤其明显。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书尝试在各卷之前专设了若干文字较长的概观性条目。 设置这些条目的宗旨在于，总揽各卷的知识系统，探讨若干关键性概念，回顾其发展源流，阐释其主要内容，并探寻其最新发展。 这些概观条目串联起来，形成了关于金融学的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我们希望这种尝试会对读者有所裨益。 六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辞库》，关于香港、澳门、台湾的金融专设了一卷。 这一卷份量虽然不大，但却使我们颇费斟酌。 首先，编委会同仁一致同意，本书既然冠以“中华”，必须全面反映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和台湾省的金融状况以及概括这些状况的词汇。 但是，究竟如何反映这些内容，编委会一直存在分歧意见。 支持设卷者认为，港、澳、台金融客观上存在着有别于祖国大陆的内容，反映在词汇上，就有其区别于祖国大陆的专用术语。 这些内容理应设专卷予以反映。 更何况，港、澳、台的金融体制亦存在着有别于祖国大陆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色；这些特色，理所当然也应在我们的《辞库》中有完备的反映。 不主张设专章者则强调金融的一体化趋势以及“中华”概念的不可分性。 主要的意见是，既然名为《中华金融辞库》，在分卷上将港、澳、台与祖国大陆作出明显的区分，是不适宜的。 　经过反复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倾向于专设分卷。 基本的考虑是：由于长期实行不同的经济和金融制度，港、澳、台地区的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均有其自己的特点。 基于这些经济和金融实践，这些地区所使用的金融词汇也有自己的特色。 其中有些词汇是我们这里没有的，还有一些词汇看似相同，但却很难简单地通过外文的中介而在中国大陆的词汇中找到其对应物。 可举“按揭”为例。 从香港方面溯源，它来源于英文单词“mortgage”。 但是，香港的按揭，包括了各类质押和抵押；而英文中的“mortgage”，则指的是房产所有者用自己的房产作抵押从商业银行得到的贷款；至于中国大陆的“按揭”，通常指的是开发商为房屋所有者提供担保从商业银行取得的抵押贷款。 显然，对于“mortgage”一词，无论是在中文的翻译上，还是在金融活动中的实际使用上，大陆和香港均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别。 类似情况在两岸三地多所存在。 因此，专设一卷来反映这些独具特色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反映基于这些制度所产生的特殊的词汇及其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再者，很多读者希望更为全面和集中地了解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对于这种需求，仅仅提供一些彼此互不关联且星散在各卷之中的词，显然是不能满足的。 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仅要为港、澳、台地区设立专卷，而且这一卷的编写方法也应与其他各卷有所不同。 　但是，毕竟金融词汇的相同之处是多的，我们肯定不可能将在其他各卷中已经出现过的词汇在这一卷中重复地再写一次。 有鉴于此，这一卷的编写体例便与其他各卷有所不同。 首先，它有一些对港、澳、台地区的金融制度进行概括性描述的词条。 其次，港、澳、台地区使用的大量条目，例如“证券市场”、“商业银行”等，其定义与中国大陆基本相同，但其内容则略有差别。 为了避免混淆并能反映出差别，我们便在这些词的词根上冠以“××地区的”字样予以反映。 例如“香港地区的证券市场”等等。 其三，有一些词汇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有着不同的翻译。由于这些词汇在不同的地区用之已久，而且含义往往也有差别，也必须用不同的词条予以反映。 　中国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的同志们承担了这一卷的编写工作。 如果读者通过阅读这一卷而对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增多了了解，首先应当感谢他们的工作。 七 　翻开国内外的金融辞书，在金融理论方面，我们常常只能见到由国外经济学家提出，或以国外经济学家命名的各种概念和理论，却很难见到当代中国金融研究者们探讨的足迹。 国外的金融辞书这样做尚可容忍，对于一部以“中华”命名的辞库来说，就很难坐视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在这种状况的背后，固然或明或暗可以看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但客观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近几十年来一直缺乏合适的发展环境——或受到限制，或流于浮躁——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中，我们理论界的全部工作事实上只是在诠释经典著作。 由于思想被禁锢，而且制度上也确实存在着约束，在我们这里，学者们至多只是在“体会”或“心得”的名义下从事一些研究工作，无人敢越雷池一步，当然更谈不上提出新概念，创造新理论了。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归功于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归因于经济生活日趋丰富，理论界开始活跃起来。 但是，可能是受束缚过久的缘故，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凯歌行进的同时，被解放了的理论界似乎产生了“创造”理论的热潮。 一时间，新名词、新理论乃至新体系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 　然而，当我们用科学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新名词和新理论时，就会看到，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离开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所谓理论，指的是“概念和原理的体系”，是一种“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1367页)。 在这里，概念，其本身既作为理论的一种最基本的概括，同时也是构成那些涉及范围更广，作为某一领域、部门或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亦即原理的基本组成单位。 所以，建立理论的最基础性工作是提炼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经济学和金融学亦然)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提出、论证和积累概念的过程。 　从经济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每一代经济学家都是在前人确立的概念体系基础上从事研究的。 概念的统一、稳定，以及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表现，正是一切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要提出新概念，或对已有概念做出新界说，则要做出艰辛的，乃至毕生的努力。 马克思的《资本论》堪称科学研究的典范，它就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积累的知识基础上提出并论证新理论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花了几十年功夫写了几本厚书，也只是提出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新概念，并论证了“货币最重要”。 提炼概念之工作的严肃性，以及他们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观之我国目前的情况，我们便不难看出差距来。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这种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的经济社会来说，产生新概念和新理论的土壤是存在的。 但是，在充分把握这种历史机遇之时，我们应当有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提出新概念和新理论只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工作是对之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论证。 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很不够。 事实上，提出一种概念同论证一种概念相比较，后者的价值绝不逊于前者。 概念和理论未经论证，至多只是天才的猜测；经过充分论证的概念和理论，才能成为科学。 西方经济理论著作在阐述一种新思想时，常常使用“假说”一词。这中间的分寸，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目前十分流行“理论综述”。 这类综述，大多冠以“关于某某问题的争论”。 常见的情况是，在这些题目之下，罗列几种“观点”；在这些观点之下，又分出几种看法，等等。 实在说，这种类型的“理论”，很多只是根据某种理论，针对某种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甚或是一种说法。 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意义上，这些“观点”是重要的，但是，这种重要性，至多只是对此时此地的政策而言，对于金融理论的长期建设来说，其重要性是要打折扣的。 换言之，将这样一些说法、观点之类称作为理论，恐怕稍嫌勉强。 　然而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事实上，在50年来的实践中，我们曾经有过很多非常具有理论意义的做法；在金融实践的基础上，我们也曾产生过很多具有全局和长期指导意义的提法。 只不过，这些做法和提法，大都没有经过很好的提炼和总结，就是说，还缺乏进一步的“加工”。 　认识及此，编委会决定在我们的《辞库》的金融理论卷中，增写一部分中国的金融理论的词条。 我们选择的标准大致有四：其一，它是可以用一个词或词组来准确指称的；其二，该概念的含义是稳定而清晰的，或者说，其内涵和外延是可以清楚地界定的；其三，它们是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实践的概括，也就是说，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至少一段时间内的中国的金融活动；其四，该概念在我国金融理论的发展链条中，占据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编委会先后组织过三次研讨会，邀请了几乎所有从事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资深专家。 同时，编委会还向全社会广泛发函，征求了100余位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 在总结这些研讨会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最后选定了30余个条目。 　这项工作肯定存在着缺点和不足之处。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项工作，在我国金融界提倡一种严谨治学之风，推动我国金融理论研究的发展。 八 　本书的目的是积累金融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成果，为广大读者学习和运用金融知识提供信息和工具，为面向下个世纪的中国金融发展提供理论和业务规范。 为此，我们对自己的编写工作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 这些要求可以用12字来概括，即：全面、新颖、系统、实用、规范、经典。 　我们希望《辞库》是全面的，它应能完整地反映国内和国外、历史上和现实中业已成型的金融词汇和术语。 它以金融业务为主，兼顾金融理论、专门技术、工艺及其他金融运行环节，并适当收录精神文明、思想政治方面具有金融特色的词汇和术语。 　我们希望《辞库》是新颖的。 它应当吸收国内外最新的金融业务、金融知识、金融规范和金融研究成果，并阐述其发展方向；它力求从新的角度，以新的内容充实和完善原有的词汇体系。 　我们希望《辞库》是实用的。 它应能充分反映金融业务的具体操作程序和规范，应能满足金融业从业人员和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实际需要。 　我们希望《辞库》是系统的。 它应当遵循金融理论的逻辑体系和金融活动的内在关系，有条理地安排和取舍条目。 它应能勾勒金融知识的基本框架，反映金融运行诸环节及其内在联系，展示实际金融运行的全貌。 　我们希望《辞库》是规范的。 我们力求做到：语言规范、释义准确、体例严谨、符合法规。 　我们希望《辞库》是经典的。 它应当严格按照专科辞典的编纂原则和模式组织和撰写，以理论权威及业务权威为基本写作队伍，集中全国第一流专家、学者的智慧，采用国际通行的体例和方法，努力使之成为传世之作。 　我们显然不可能完全达到上述标准，但我们是尽了力的。 　值此《辞库》付梓之时，回首几年来的历程，编撰之艰辛已渐渐远去，留下的只是“完工”的喜悦和将要面对批评者的惴惴不安。 《中华金融辞库》编委会 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