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学大辞典︱中華書學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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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學史略

(一)夏、商及西周書學 　夏以前之文字 中華史迹悠久，文學肇造遠溯蒼頡。 厥初始代結繩，尚無意求佳妙，此期當屬文字學之時代，書道之意甚微焉。 然傳神農見嘉禾八穗而作“穗書”，黄帝見景雲而作“雲書”，少吳作“鸞鳳書”，帝堯作“龜書”，頗有求美善之意，豈書道之濫觴歟？ 南宋鄭樵《通志略》載士人所稱“藏書室”者，實蒼頡北海墓，存其〈石室記〉二十八字。 兩周猶無人識，逮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西漢叔孫通識其十二字云云，厥事弗徵，存疑待考耳。 　夏朝書學 南宋陳思《書小史》曰：“禹因九牧貢金，鑄鼎象物，故作‘鐘鼎書’，象‘鐘鼎篆’，此殆‘鐘鼎文’之先河。”然鼎既無存，書亦難稽。 衡山岣嶁峰有〈神禹碑〉，計七十八字，傳係夏禹所刻，唐韓退之、劉禹錫嘗賦詩咏其事，然殊足置疑。原碑無存，僅見明楊升庵之摹釋，字异大篆，多不可識。 又清馮雲鵬《金石索》有“出令聶子星紀齊春其尚乙巳”十二字，乃系摹自宋《汝帖》、《絳帖》，字近大篆，惟未諳出處。楊慎《金石古文》復載廬山紫霄石穴中禹刻七十餘字，可辨者僅“鴻荒漾余乃”六字，餘不可讀云云，凡此耳學難明，姑妄聽之。 　殷商甲骨文 商代書學，既趨鼎盛。 書法之可得而考者，首推甲骨文。 甲骨文初出土於殷墟，時當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王懿榮及其門人劉鶚始作紹介。 民國十七年(1928)秋，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着手發掘，積年十稔，歷十五次，所獲豐碩。 建國後，續成其事，畢收其功。 通觀中國文字源流，甲骨文屬可識漢字中之最古文字體系，肇自殷商，用於貞卜記事。 就書法而言，甲骨文已屬成熟書體，不惟具實用符號之功能，抑且為美學之形式也。 其姿態古雅，實書藝之權輿。 今人書之，亦可發思古之幽情矣。 　殷商甲骨文之變遷，近人董作賓氏分為五期，即： 　第一期：雄偉(盤庚迄武丁，約一百年) 　第二期：謹飭(祖庚迄祖甲，約四十年) 　第三期：頹靡(廪辛迄康丁，約十四年) 　第四期：勁峭(武乙迄文丁，約十七年) 　第五期：嚴整(帝乙迄紂，約八十九年) 　其分期重在甲骨文之斷代探研，而非主以書風變遷為據。 然而時代之盛衰，系乎書學之榮枯，固不可不知焉。 臨池者每思求超越時代之書藝，則致事與願違。 夫書法以文字為素材，以筆墨為創製，表其藝術形象，供人賞鑒玩味。 創製者，書家也。 而殷商甲骨文皆未署名，其署名乃自秦始。 　西周書學與金文 承商之文明，西周書學自當日昌，於鐘鼎文字，即“金文”中具見之。 金文、甲骨文實屬同系，只在筆法、形態略异而已。金文創始何時？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殷季金器出土已多，藉此可上溯盤庚安陽初期或且更早，而西周為極盛期，則無异議。 　所謂“金文”，即鐘、鼎、彝等銅器上之文字。 鑄者居多，鎸者甚少。 大抵皆君主、王室大臣、武將頒賜策命，而諸侯、臣僚之所製也。 或以告祭祖廟；或以垂示子孫。 考其銘文，旨在記事，藉以流傳後世，故其書體多作修飾。 或謂殷商甲骨，文主實用；而西周鐘、鼎、彝，文重藝事，良有以也。 　西周所製金器，可確證者，今存三千餘件。 其文字迭經金石專家研究，斷為三期：前期(前1122—前1052)乃承殷季金文豪邁俊拔之格，而漸顯安閑平和之風，復又呈現端嚴典雅，惟文字大小懸殊，布局欠安；中期(前1053—前947)則字大舒展，劃略細瘦，少見前期之豐肥筆勢，縱長均齊矣；後期(前948—前771)則全無厚重筆劃，行間、字距固定，偏、傍適度，體形規範，甚少化變。 　由是觀之，書法乃隨時代之變嬗而异趣，且因書者之審美不同而异觀。 三代書風之遷革，各具傾向，殊不可抑此揚彼。 蓋一切藝術，規律獨特，吾人於書法藝術，固應作如是觀。 　周室之東遷 西周季年，王室中衰，内則顯貴擅朝政；外則犬戎寇疆土，卒至幽王被殺，西周覆滅。 平王委弃舊都，東遁洛陽。 緣于倉皇避禍，青銅彝器、珍貴文物遂悉掩瘞地穴。今在周都舊址之張家坡及岐山，均發現西周青銅器窖。 周室遷洛，史稱“東周”，進入春秋戰國時代矣。 　(二)東周書學 　書苑百卉争妍 春秋戰國凡五百載，兵戈綿延，諸侯分割，律令异法，文字异形，書體不一。 齊、晉、陳、魯、鄫諸國，承西周之書風，如出土山西之〈侯馬盟書〉，用筆方圓兼備，章法自然。徐器銘文，則字體柔婉流利，結勢着意夸張；楚器銘文，則參差錯落，結體狂怪；&lt；散氏盤&gt；銘文，代表荆、楚書體，則形態略呈斜勢；他若戰國銅器刻銘、王器銘、璽印、封泥、貨布文字、簡册遺墨等，百卉争妍，散放异彩。 　最古石刻〈石鼓文〉 周代書法班班可考者，除鐘鼎金器外，復有石刻，其中〈石鼓文〉尤負盛名。 〈石鼓文〉之時代，迄未定論，蓋斷自東周當不大謬。 書體應屬籀文。 文字漸趨工整，惟不類西周鐘鼎文之宕逸，氣韵雄偉亦稍遜之。 然〈石鼓文〉係中國最古石刻，自當為諸書家之法則。 李斯雖稱“小篆之祖”，亦難望其項背焉。 主石刻之盟壇，恐舍此莫屬也。 　(三) 秦代書學 　始皇與秦書 嬴政并天下，明法令、同文字、統貨幣、一度量、修馳道、築長城，土宇廓清，農商待興。 然隳城銷兵，以弱黔首，以愚平民。 華夏文化慘毁，獲深譴於後世。 　始皇廢弃六國文字，敕李斯、趙高等整理、省改秦文，創製“小篆”，公諸於世，即今所謂“秦篆”也。 帝晚歲出巡，銘功聘望，刻立“秦六石”，書用小篆。 旨在揚業於萬世，且藉以展示整、改後之規範文字。 李斯書之，其藝光焰萬丈，照耀壇坫。 　秦代書體 秦書有八體：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蟲書，曰摹印，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 其中李斯小篆舆程邈隸書製於秦，他皆取之於古。 秦代高文典册，俱作小篆，觀始皇詔版、二世詔書可見。 而權衡度量則皆隸書，蓋斯時隸書，尚未登大雅之堂也。 　“秦刻六石”與小篆、秦篆 “秦刻六石”文字之特色為：左右同形，體勢縱長，綫條匀稱，殆無肥瘦之别，以曲綫為主，字呈圓勢，筆調單純，謂之“小篆”，乃後世之常用體。 訖清中葉，形態絕少變化，歷久不衰，足徵其始創時，篆字已見成熟。 　據史籍載，參預“秦刻六石”之書刻者不過數人，而李斯為其主。 斯書允稱大手筆，研求書學嘔心瀝血，或推為第一書家。 　“小篆”本質無异“秦篆”，第小篆每用於禮儀公文，秦篆則常為實用書體，如秦詔版、度量衡器是也。 小篆係着意書，秦篆係率意書，率意愈見藝術紛華，姿態幻變，神韵存乎其間。後世工小篆、秦篆者，繼踵不乏其人。 　(四) 漢代書學 　西漢書學與遗迹 廿世紀初，瑞典探險家、地理學者斯文·海定等，在我國西域敦煌、居延、武威諸地，取走木簡、漢印、封泥、磚瓦等文物甚夥，并皆研究漢代文字之珍品。 西漢用紙，世周知。 繼於湖南出土戰國之“長沙筆”後，復掘得東漢之“屬延筆”、“武威筆”、“樂浪筆”等，其時書道可推知也。 　東漢建碑立石，蔚然成風。至若西漢刻石，雖未多觀，然據〈群臣上壽刻石〉、〈魯靈光殿址刻石〉、〈楊��置山記〉、〈魯孝王刻石〉、〈麃孝禹刻石〉、〈孟璇殘碑〉諸刻，已窺一斑。 　王莽新朝祚短，才十八載。而東漢長達近二百年。其時書體增多，書學益趨繁榮。 　東漢書壇百家競勝 東漢之書尤富情趣，引人入勝。 自是建碑立石蔚為風氣，眾多書家紛呈异彩，姹紫嫣紅，争奇鬥麗，春風春水，氣象萬千。 漢季尤盛。 　斯時，古隸、八分、章草、行草先後行世，并皆佳妙，姿態迷人，曠心怡神。 兹略叙體勢如下： 　典雅素樸之古隸 “隸書”包“古隸”與“八分”。 “古隸”即“秦篆”，蓋自權量銘等分化衍出。 隸書者，隸役之書也，别於官用書體。 其筆勢素樸簡易，便於通行。 近代木簡頻繁出土，多係漢物。 古隸趣致濃鬱，其刻石有&lt；開通褒斜道刻石&gt；、&lt；裴岑紀功碑&gt；、&lt；沙南侯獲碑&gt；等。 　八分書體之繁榮 變化古隸之點畫而顯波磔，即成“八分書”。 是體適禮儀之所需，堪視為着意書也。 或云“八分”意謂“八字分背”。 蓋書體重在波磔，下筆非易，求臻成熟精工，需相應之腕力，持不懈之習作。 多用於禮儀或裝飾，尤宜於碑銘，尋常則罕見用。 東漢八分刻碑，聚若丘山，&lt；乙瑛碑&gt；、&lt；禮器碑&gt；、&lt；鄭固碑&gt；、&lt；孔宙碑&gt；、&lt；西岳華山廟碑&gt；、&lt；耿勛碑&gt；、&lt；婁壽碑&gt；、&lt；尹宙碑&gt；、&lt；官校碑&gt；、&lt；曹全碑&gt；等均屬之，已造乎八分書之極高境界，故東漢允稱中華書道史之黄金時代。 　章草舆今草 因八分書寫繁難，遂“章草”作為實用書體應運而生，蓋簡捷之隸書也。 類“急就章”。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曰：“解散隸體麄書之，損字之規矩，存隸之梗概，本草創之義，謂之‘行草’。以别今草，謂之‘章草’。”此論要言不煩。其遺迹每見於漢簡，波磔猶存，但不若八分明顯。 　實用書體章草與禮儀書體八分并立共存，應時之需，各趨鼎盛。若舍其波磔，就其簡捷，斯成“草書”。故曰草書之變，出自章草，亦稱“今草”。 或云張芝所創，實則時代遷變之自然形成者。 草書多出土於西域之墨書斷簡，時係“獨草”，尚無一筆連寫之“連綿書”。 “連綿書”出現於東晉之後。 　至於“漢印”，洵印章之尤者。攸關乎印學通史。是編將於[印章]一項專論之，兹不贅述。 　(五) 三國書學 　三國書家 三國鼎立無逾四十載，戎馬倥偬，藝事淡漠。 然而書法則承漢季洪流，大家輩出。 其中以魏最盛，吴次之，蜀斯下矣。三國書家，皆生漢末，實東漢人也。雖去古斯遠，失其雄厚之勢，然各展其天才，騁其功力，誠足繼往開來。 而宏論昌言，書學往往奉為圭臬。 　曹魏刻石 傑作有：(1)&lt；上尊號碑>;(2)&lt；受禪表>;(3)&lt；孔羡碑>;(4)&lt；范式碑>;(5)&lt；王基碑>;(6)&lt；正始石經&gt；等。 魏武帝(曹操)鑒乎國家疲弊，建安十年(205)常頒“禁碑令”，於是立碑者銳减。前記(1)(2)兩碑，則在曹丕即位後，未列禁限。&lt；正始石經&gt；旨在文教，厥功為世所首肯。 　上列六碑，代表魏書佳作，繼東漢之遺風。 前三者全屬後漢筆法；中兩者尤有演進；末者亦曰&lt；三體石經>，旨在文教，不以書法稱，因兼刻篆、隸、古文三體書，别饒風趣。 　魏國主壇坫厥惟鍾繇。其傳稱作有：(1)&lt；宣示表>;(2)&lt；薦季直表>;(3)&lt；賀捷表>;(4)&lt；力命表&gt；等.發現於北宋，影響後世至鉅。 　東吴書道舆皇象 東吴刻石佳品如次：(1)&lt；谷朗碑>，運筆矯捷，勢若斬釘截鐵；(2)&lt；禪國山碑>，風格獨特；(3)&lt；天發神讖碑>，運筆遲緩，以篆為基調，亦兼隸意，書勢奇偉，别具特色，近人殊推崇之。或云皇象所書，其據不確。象乃翰墨大師，聲名冠於東吴。 其傳稱作&lt；文武將隊帖&gt；、&lt；急就章&gt；等，均係章草，引人攬勝。 　西蜀書壇 蜀地僻處，宜莫能與中土争隆。 從容豪素，有所未遑。 且諸葛為政，綜核名實，既無頌德矜伐之文，亦無誣祥誕瑞之紀，故蜀石不聞於後世也。 然其書家，未為無人，如諸葛亮、諸葛瞻、張飛、譙周、劉敏、許靖等，足值稱之。 　(六) 兩晋書學 　兩晋書壇概貌 晉代翰墨，揚漢、魏之光焰，名山之石刻如新，書家之墨迹宛在，讜論名言，耳聞目睹，師承不遠，自易步武。况時好清談，浮雲富貴，塵念既空，自能耽於藝事。 翛然拔俗，韵勝度高，誠非溢譽。 然晉沿魏舊，仍禁立碑，故石刻鮮傳於世。 雖晉工書，且多勝流，但今世之欲研求晉代書學，反覺難于東漢，以碑刻未易覓求也。 　西晋書學 西晉承漢、魏之流風遺俗，能書者衆，天才學力不讓前賢。遂能繼踵先哲，大啟風氣，而致東晉之盛。衛瓘、索靖、陸機等皆稱大家，頗不乏人。 　晉初衛、索并稱，俱善草書，時人號“一臺二妙”。 載見《晉書》。 漢季張芝精於草，瓘承庭訓，又采張芝之法；靖則張芝之離孫，亦傳芝法。 故衛、索之草，實出同源。 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各以筋骨見長，或以草勝，或以法勝，初無二致。 “竹林七賢”嵇康、王戎等所書〈七賢帖〉與陸機書〈平復帖〉，風尚類西域出土之〈李柏文書〉，引人注目。 　《晉書·荀勗傳》載勗領秘書監，立書博士，置子弟教習，以鍾(繇)、胡(昭)為法，可見晉代書家之盛，晉賢書學用功之勤也。 惜有立碑之禁，石刻少留，惟聞 〈潘宗伯李苞通閣題名〉、〈郛休碑〉、〈太公吕望表〉等。然簡牘片紙，流傳妍麗，人争寶之。 真迹既弗可得，棗木傳刻，復失其真，不過慰情聊勝無耳。 　東晋書學 自“五胡之亂”，晉室南遷，王、謝、郗、庚四大姓，隨之渡江，書人輩出，南朝風流，傳為千古美談。 筆法之流播，尤可紀焉。 　斯時畫壇興隆，丹青大師首推顧愷之。 其代表作“女史箴圖”盛名永享，惜此惟一真迹已散佚海外。 能詩者甚衆，陶潜淵明以詩人而擅臨池，亦堪稱翰墨大家。 是代書法接漢、魏之光焰，瑯琊王氏一族如王導、王恬、王洽、王廙、王薈、王珣、王珉諸家，直欲壟斷書壇。名流卞壺、郗鑒、王曠及其他見於著録之能書家，凡不下二百餘。而獨步古今者，則“二王”(羲之、獻之)父子也。 　王羲之及其作品 羲之享年未逮六秩，而其傳稱書作近千幅。大别為兩類：一屬楷書，一屬行、草尺牘。前者如〈東方朔畫贊〉、〈樂毅論〉、〈黄庭經〉、〈孝女曹娥碑〉、〈蘭亭叙〉等。 書皆瀟灑、遒美、高潔、典雅，然其變遷脈絡，尚未詳焉。其從兄弟王興之等一族墓志刻立時，恐值右軍(王羲之)而立之歲。書法樸茂謹嚴，方整遒勁，斬釘截鐵，與世傳羲之書風不類，不知出自何家之筆。〈王興之墓志〉與羲之書法之關系，郭沫若等有論述，可資參稽。至於其他所謂右軍遺迹，往往頻經摹勒，風貌迥殊。 行、草書中，或二三行，或十餘至數十行不等，均係傳稱之作。 唐《十七帖》所刻尤為逼真。 　王羲之書迹之流傳 右軍之書絶妙，流傳遐邇。南朝劉宋明帝(劉彧)時，始尊羲之為“書聖”。 帝殫力庋藏二王墨迹，詔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孫奉伯等，編次成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新購入六帙一百二十卷。後梁武帝(蕭衍)又大肆蒐集二王書，令朱异、徐僧權、唐懷元、姚懷珍、沈熾文等整理，得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羲之“書聖”之譽，至是為世之定評。 “侯景之亂”，帝困餓死，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及二王墨迹，毁滅殆盡。 　唐太宗(李世民)尤珍賞右軍書，敕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協力輯佚，計得王氏書二千二百九十紙，装成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其時并藉拓墨法，得復製本。帝之所獲，亦有響拓本或臨模本，不盡真迹。 唐時有大量《十七帖》與〈蘭亭叙〉之復製本行世，王氏書法風靡一時，帖學大興。 迄今猶存〈蘭亭〉异本數百種。王書之普及，亦導致“院體化”成風。 　太宗所輯羲之墨寶，多散佚於“安史之亂”(755—763)。北宋太宗(趙光義)復行蒐集，獲二王帖三千八百餘幅，刻入《淳化閣帖》十卷，二王書占《閣帖》大半。 惜遭“靖康之難”(1126)，都邑傾覆，文物悉陷金營。爾後頻經輾轉，真迹全佚矣。 　宋代帖學益盛，學王益趨“院體化”。 　王獻之書風及其作品 歷來以為獻之書法亞於其父。故唐太宗祇限蒐集“大王”(羲之)書迹，而未及“小王”(獻之)。 小王早逝，遺作較少。 唐張懷瓘云：“逸少(王羲之)秉真、行之要；子敬(王獻之)執行、草之權。 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絶也。”大王書風質樸；小王筆勢妍妙，早有定評。小王有超父之處，而總體次焉。所書除〈洛神十三行〉、〈保母磚志〉外，均屬小品，不乏傑作，〈地黄湯帖〉、〈中秋帖〉等尤值寶賞。 　東晋刻石 晉雖禁碑，然石刻間或有之。 東晉名石有：〈保母磚志〉，王獻之書，興寧三年(365)刻；〈枳楊府君碑〉，隆安三年(399)刻；〈爨寶子碑〉，大亨四年即義熙元年(405)；〈孝女曹娥碑〉，元嘉元年(424)刻；〈侯君殘碑〉；永和乙卯〈3550刻，書皆高古，不惟以見貴也。 據《寰宇訪碑録》所載，尚有〈俞龍暐〉、〈太興〉、〈楊吉〉、〈太宰〉、〈咸和〉、〈羲臺〉、〈永和〉、〈升平〉、〈杜氏〉、〈太元〉、〈義熙〉等十六種磚文，俱傑隸書，端樸典雅，亦可藉以研考晉賢之書。東晉刻石以〈爨寳子碑〉尤負盛名。 　爨寳子碑 雲南邊陲刻石。 碑面有“大亨四年”刻款。“大亨”係叛將桓玄之私紀，本無四年，因滇處僻遠，士人不知桓玄已滅，故猶奉其年號正朔。 夷考其時，乃義熙元年(405)碑建於雲南曲靖者。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出土，然久遭擱置，無人問津，阮元當未得見。 後經汪鋆、楊守敬、李慈銘、吴士鑒諸家推舉，旋即時譽鵲起，遽成金石界之寵兒。 　爨氏出身，迄無定說。或謂傑漢人爨寶子，受封此地，嘗任太守，後遂成土著者；或謂爨氏乃南蠻酋長，尚俟研考。 　〈爨龍顏碑〉勒於劉宋·大明二年(458)，與〈爨寳子碑〉相隔五十餘載，同係爨氏碑，書風亦酷似，别無類例。兩碑合稱“二爨”。 　(七) 五胡十六國書學 　五胡十六國之刻石 五胡十六國時代，烽火接連，邦家不靖。惟前凉歷年七十六；前燕歷年六十四，略逾一甲子。他皆享國不過二三十年而已。世罹板蕩，民處水火，書事維艱，傑作寥落。 　前秦〈鄧太尉祠碑〉、〈廣武將軍碑〉、〈白石神君碑陰〉、&lt；主薄程疵家题名>，書風粗獷，筆勢率意，清廉素潔，質樸新穎，具非凡之魅力，影響深遠。&lt；廣武將軍碑&gt；尤稱佼佼，東瀛書壇勝流中村不折氏嘗臨寫數百通，其所臨已為方今著名藍本。 　後秦&lt；吕憲墓表&gt；止三十七字，書風龍盤虎踞、斬釘截鐵。碑面曠廓，若置於書道博物館，突兀如城。是碑巍然屹立墓側，大放异彩。 　北凉國乃沮渠蒙遜所建，崇尚佛教。 其&lt；沮渠安周造像碑>，近代已自高昌國舊址廢墟中出土，書法雖欠高妙，因係北凉獨存刻石，為世所尊。 惜已流出海外，今存德國柏林博物館。北凉嘗於州南鳴沙山東部三危山開石窟，鎸刻佛像甚夥，世稱“凉州南石窟佛像”。 譯經風行一時，近代自其遺址中，出土若干寫經物頗引入矚目。 凡此邊陲古代真迹，實文物研究之珍品。 日本中村氏書道博物館藏弆尤多。 　(八) 南朝書學 　書壇與盛 南朝多兵燹，弊政多端，罅漏不補，然書家猶盛，非北朝可擬。承東晉之餘澤，南朝君臣士庶，并皆浸淫成風。竇皋生唐之世，獲見真迹者，有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俱列入《述書賦》中。 但曹魏“禁碑之令”，迄齊未改，遂石刻亦少。 簡牘流傳，雙鈎上石，棗木傳刻，面貌已非，安問書法？故欲深究南朝之書學，仍必於碑刻中求之。 　宋、齊書學 宋繼東晉藝事，雖歷兵戈。文物幸存，書學亦極精嫻。書家涌現，特出者如：劉穆之、王曇首、王微、謝靈運、羊欣、孔琳之、蕭思話、范曄、薄紹之、謝莊、顏延之等。書作多係縑楮尺牘之屬，集帖僅存斷簡摹本，更迭流轉，浸漸散佚，今傳者稀。 刻石有&lt；石門新營詩&gt；、&lt；劉懷民墓志&gt；等。 　南齊書事遜於宋，刻石文物特出蓋寡，惟以&lt；妙相寺造像題記&gt；、&lt；吕超墓志&gt；著聞。 　梁、陳書學 梁朝有所勃興。始祖武帝蕭衍在位四十八載，頻施善政，堪稱明君。又性嗜書、畫，論書精到。嘗與山中宰相陶弘景論書，據《梁武帝陶隱居論書往復啟答》可證。帝着力搜集二王書迹，大見成效。斯時書壇名流有：武帝、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以及陶弘景、蕭子雲、阮研、庾肩吾、貝義淵、蕭確、蕭特諸家，其書迹多刻入《淳化閣帖》。 　刻石名迹有&lt；太祖文皇帝神道闕> 、&lt；舊館壇碑&gt；、&lt；蕭秀碑&gt；、&lt；簫憺碑&gt；、&lt；瘗鶴銘&gt；、&lt；程虔墓志&gt；等。&lt；神道闕&gt；分左、右二石，兩者同形，右闕為左文字，甚顯獨特，引人注目。 　陳史僅二十有三載，書家不眾，止聞顧野王、釋智永、徐陵等，名刻石惟&lt；劉猛進墓志&gt；而已。 　(九) 北朝書學 　北朝石刻 北朝文物，本不如南朝之盛，然石刻則至多，書體亦至備。碑刻幾無不工。講習碑學者，舍北碑無門。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撮其要者，達百六十餘種。 而珍貴之墓志，出土日多，尚未能盡舉焉。康氏云：“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肉峻宕，拙厚中皆有妍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豈舆晉世皆當書之會耶？ 何其工也！ 譬江、漢游女之風詩，漢、魏兒童之謠諺，自蘊蓄古雅，有後世學士所不能如者。” 　北魏墓志銘 北魏享國百四十有九年。 其間政事較之南朝相對穩定。 斯時道、儒并存，而佛教居優。 今河南“龍門”與山西“雲崗”兩大石窟中，佛教造像及造像記遺存纍纍。此時猶盛行墓志銘(近代洛陽出土之墓志銘多係無姓)，其與造像記之書藝，足以炫耀寰宇，殊為中華書學藝術史增添光彩。 　曹魏“禁碑令”此時猶為北方遵奉，以故世人納墓碑、墓表入壙，即墓志銘。 墓志銘始則為一特定方式，爾後風行俗化，形式而已。 迨“禁碑令”解除，墳上之碑遂復現焉。 　北魏墓志，迄今出土不减數千方，其中佳品各具特色，風尚迥异。 名迹有：&lt；司馬紹墓志&gt；、&lt；司馬昞墓志&gt；、&lt；鞠彦雲墓志&gt；、&lt；李超墓志&gt；、&lt；處士元顯㑺墓志&gt；、&lt；元颺妻王夫人墓志&gt；、&lt；司馬景和妻孟氏墓志&gt；、&lt；皇甫驎墓志&gt；、&lt；刁遵墓志&gt；、&lt；劉王墓志&gt；、&lt；張玄墓志&gt；、&lt；賈瓘墓志&gt；。 　北魏佛教造像記 佛教國盛行造像。北魏崇佛造像，其多附聖上或雙親、兄弟、族人求佛供養之記文。甘肅“莫高”、河南“龍門”、山西“雲崗”諸石窟之造像，宏偉壯觀，非惟國人深識珍賞，抑且舉世藝術界嘆為觀止。其記文宗教色彩濃鬱，書法盡善盡美，無以加矣！ 　薈萃於龍門石窟之造像記，有&lt；牛橛造像記&gt；等。其中名品為：&lt；孫秋生等造像記&gt；、&lt；一弗造像記> 、&lt；始平公造像記&gt；、&lt；魏靈藏等造像記&gt；、&lt；楊大眼造像記&gt；、&lt；比丘惠造像記> 、&lt；高樹等造像記&gt；。 　造像記舆墓志銘中，屢見异體字、誤字、俗字，時有猥雜之類。 然書法之作，實非苟且。 磚石形體异樣，小磚或勒數字；大石則鎸刻至數千；間鏤紋樣，高美雅致。此造像群舆墓志群， 誠中國書法藝術之二大寶庫也。 　北魏書家舆鄭道昭 北魏書界，濟濟多士，殊為後世稱譽。然史籍未盡載，反藉石刻而傳。故書家但知姓、字，莫考其生平，殆不知何許人也。 然所傳不朽之作，洵為臨池者之异寳，流芳百世，非僥幸焉。至其他翰墨高古而未署名者，尤不勝枚舉。 　崔、盧、王、謝，為北方漢族四名門。 自王、謝南渡，遂為東晉文化之樞軸；崔、盧則成北方文壇之中堅，書家多出其門，如崔宏、崔浩、崔光、寇謙之、盧諶、江式、庚道、盧魯光、劉懋等，然均無遺作可稽。 　北魏珍貴碑文累累，如&lt；大代華岳廟碑&gt；、&lt；暉福寺碑&gt；、&lt；中岳嵩高靈廟碑&gt；、&lt；孝文帝吊比干墓文&gt；、&lt；元景造石窟記&gt；、&lt；南高石窟寺碑&gt；、&lt；高慶碑&gt；、&lt；石門銘&gt；、&lt；張猛龍碑&gt；、&lt；鄭文公碑&gt；、&lt；高貞碑&gt；、&lt；馬鳴寺根法師碑&gt；等，匪啻中國書法集錦。 但其書者事多不詳，或稱無名氏書。 　北魏大家，首推鄭道昭，聲名籍籍。鄭氏自謂好書，畢生致力臨池，惟不自以書家矜恃。 至千三百年後，清人尊之為中國書道魁首。其精品有&lt；鄭文公碑&gt；、&lt；觀海童詩&gt；、&lt；論經書詩&gt；、&lt；東堪石室銘&gt；等刻石，尤多榜書作。 　東、西魏及北齊、北周書學 北魏分裂為東、西。東魏僅歷一世十七年，即為北齊所替焉。 西魏歷三世二十四年，復為北周所取代。 齊、周暫存二十餘載，統一於隋。 　五十餘年間，國事瘡痏，朝代紛更。雖然，固無害魏、周、齊諸朝之書事振興也。大量杰作存焉。刻石有&lt；松滋公元萇温泉頌&gt；、&lt；程哲碑&gt；、&lt；中岳松陽寺碑&gt；、&lt；凝禪寺三級浮圖碑〉、〈高盛碑〉、〈高翻碑〉、〈敬史君碑〉、〈蔡㑺碑〉、〈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西門豹碑〉、〈李清報德頌碑〉、〈重登雲峰山記〉、〈隽敬碑〉、〈天柱山銘〉、〈宇文長碑〉、〈隴東王感孝頌〉、〈高肅碑〉、〈唐邕寫經碑〉、〈水牛山文殊院般若經碑〉、〈西嶽華山神廟碑〉、〈曹恪碑〉、〈宇文公碑〉等。 墓志銘有〈司馬昇墓志〉、〈房甫琳墓志〉、〈王僧墓志〉、〈高堪墓志〉、〈李憲墓志〉、〈劉懿墓志〉、〈崔頠墓志〉、〈房周陀墓志〉、〈賀屯植墓志〉、等。 誠中國書學史上之一高峰，成就卓躒。 　北方書學之變遷 東、西魏暨齊、周之書學乃北魏之延續也。 若例以墓志銘，而通觀百七十年間之北方書學，則可分三期：(1)初期之作。 東漢正統八分占什一二，其餘多楷書。北魏正光(520—524)後，始用篆書蓋。斯時楷書精熟，已具堂堂之姿。或謂北魏書風寒峻，勢若劍拔弩張、鋒芒畢露。其風尚鮮明，頗顯藝術特徵，可謂至矣。以〈司馬昞妻孟氏墓志〉為典型。(2)北魏·孝昌年間(525—527)之楷書墓志，呈隸書遺意。訖北齊。殆變而為一統之隸書天下。間有以隸飾楷者，俗而不雅，殊不足取。(3)至北周。復返而為楷書世界。楷中時含隸意，尚稱自然。 北齊之翰墨大家，能左右一國之書風，其詳情尚俟深研。 　平梁後，南朝王褒入闕，舉朝貴胄多學褒書，趙文淵書因遭冷遇，即文淵亦改習褒書，然無所成。 詳見《北史·本傳》。 　黑暗時代之文化 自東晉、五胡十六國迄隋統一，歷年二百七十有餘，實為中華史上漫長之黑暗時代，權貴政腐，民族交争。 然名流之天才學力，終不因生非其時而泯滅，文化猶未蕭條，宗教、思想、藝術俱焕异彩，誠史之不多覯也。東晉、北魏之書學、繪事、雕刻等造型藝術，均臻隆盛，曠古傑作，碩果纍然。 　佛教自東漢始傳中國。逮五世紀初，後秦高僧鳩摩羅什(與真諦、玄奘并稱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赴長安譯經，成就卓絶，佛教由是大行，影響後代藝事至鉅。北魏亦宗佛，山西平城之雲崗石窟、河南洛陽之龍門石窟、遼寧大凌河域之義縣石窟中，有書、畫精品無量數。其主調多贊頌，筆勢剛健遒勁，與窟鑿佛像造型争勝媲美。至若南方書、畫，則惟美思潮風行，王羲之、顧愷之各有“書聖”、“畫聖”之盛譽，南北差异于兹見焉。 　(十)隋代書學 　書學南北合一 歷來論者多謂：南、北朝政局對峙，書風自异，“北書險怪遒勁，南書疏放妍妙。”而隋書融南、北風尚，别開生面，蓋確論也。隋一土宇，南、北限隔泯没，藝事活躍，書道取法秦、漢、六朝間，而益形完美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丁道護等初唐勝流，應時而興，早在隋季，各已成家樹幟，夙負盛名矣！ 　隋代書作 隋之名碑有：〈龍藏寺碑〉〈趙芬殘碑〉、〈平陳紀功碑〉、〈曹子建廟碑〉、〈賀若誼碑〉、〈啟法寺碑〉、〈龍華寺碑〉、〈寧碑〉、〈陳明府修孔子廟碑〉、〈青州舍利塔下銘〉、〈栖岩道場舍利塔碑〉等。墓志為：〈淳于儉墓志〉、〈鞏賓墓志〉、〈張通妻陶貴墓志〉、〈美人董氏墓志〉、〈龍山公墓志〉、〈蘇孝慈墓志〉、〈張貴男墓志〉、〈元公墓志〉、〈元公夫人姬氏墓志〉、〈韋匡伯墓志〉等。 諸碑、志并皆風格鮮明，造詣傑出。 别有〈智永真草千字文〉喧傳於世。 　(十一) 唐代書學 　初唐三大家及其書作 太宗(李世民)施政，尤重振興書學，以為“國學六科”之一，專設學府，特置博士，教授書法。其選官吏，亦列書學并身、言、判，作為拔擢準則，遵美者方獲任命。 斯時大手筆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世號“初唐三大家”。 三家俱工楷、行，正書尤絶，古今獨步，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自太宗倡導，書碑碣者好勒其姓名，以炫於世。 　歐陽詢代表作有：〈皇甫君碑〉、〈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銘〉、〈温彦博碑〉、〈九歌〉、〈黄帝陰符經〉、〈宗聖觀記〉、〈千字文〉、〈房彦謙碑〉、〈姚辯墓志〉、〈史事帖〉等。 多係楷書，惟〈宗聖觀記〉為隸筆，不足觀哉。〈史事帖〉乃行書佳作，其筆法在楷、行之間。 　虞世南遺作絶少，惟見〈孔子廟堂碑〉、〈破邪論序〉、〈汝南公主墓志銘稿〉、〈臨蘭亭叙〉、〈積時帖〉等。 　褚遂良之杰作有：〈伊闕佛龕記〉、〈枯樹賦〉、〈孟法師碑〉、〈房玄齡碑〉、〈三藏(雁塔)聖教序〉、〈同州聖教序記〉、〈倪寬贊〉、〈太宗哀册〉、〈靈寶度人經〉、〈隨清娱墓志〉。 　初唐書壇高手濟濟，如薛純陀、薛稷、殷令名父子、王行滿、王知敬、高正臣、諸葛思楨、歐陽通、王紹宗、薛曜、盧藏用、于立政、陸柬之、暢整、憲懷哲、敬客等。 名品有〈等慈寺碑〉、〈昭仁寺碑〉、〈道因法師碑〉、〈王居士磚塔銘〉、〈泉男生墓志〉、〈封祀壇碑〉、〈升仙太子碑〉、〈信行禪師碑〉。 　篆法微 唐代篆書不佳。 初唐之〈碧落碑〉，篆法怪奇，已入窮途。爾後之正統篆書作殊少。篆書大家惟李陽冰，矜恃自負，嘗謂“斯翁(李斯)之後，直至小生”，亦獲世人公允。然平心而論，其篆書品格并不甚高，實難以比并李斯，唐代篆法可云衰矣！别有尹元凱、瞿令問、袁滋諸家工篆，然存世佳作不數件，惟碑額篆字 略多而已。 　斯時猶有“飛白”書作。自太宗以飛白題〈晉祠銘〉額，遂風靡一時，〈升仙太子碑〉、〈大唐紀功頌〉、〈尉遲敬德墓志〉諸石題字俱係飛白，别有趣致。其後，此體時盛時衰，以迄於中唐顔真卿。 　八分書之行迹 “八分”書體，以唐六世帝玄宗(李隆基)之嗜好，嘗為世人所喜愛。然自天寶(742—755)後，日浸衰竭，惟楷書成時代之主流。 蓋八分异楷而難協調，勢未足與并列，每屈下風。 歐(陽詢)書八分與楷書齊稱卓絶，八分之作復居多，第以八分無有遺墨存世，遂不堪與其楷書同日而語。 　玄宗之御筆書有〈王仁皎碑〉、〈凉國公主神道碑〉、〈紀太山銘〉、〈石臺孝經〉、〈華山銘〉、〈金仙長公主碑〉等，除後者外，皆屬八分。唐八分趣致低俗，較之漢隸，判若霄壤。玄宗書法殊非佳品，然研傳八分於羲之行草殷盛之世，厥功亦未可掩也。 　是時八分名流有盧藏用、韓擇木、蔡有鄰、張廷珪、史惟則等，然妙品僅盧之〈大通禪師碑〉、蔡之〈尉遲回廟碑〉、張之〈修孔子廟碑〉、史之〈大智禪師碑〉耐人尋澤翫味，餘者紛紛俱不足數。 　行、草書及其書家 唐代行、草書，步“二王”(羲之、獻之)後塵，頗著成效，大家輩出。 時人孫過庭所著《書譜》，妙盡其旨，堪稱中國論書之鉅擘，染翰者咸奉為指南焉。 其書體為草，允稱唐草代表作。 賀知章&lt；草書孝經>，與&lt；書譜&gt；并為雙璧，炳焕一時。張旭草書最為得意，狂草特富魅力，人號“草聖”。 釋懷素亦博“草聖”令名，其&lt；自叙帖&gt；、&lt；苦笋帖&gt；咸推傑作，而&lt；草書千字文&gt；尤載譽於世。高閑專工行、草，所書&lt；千字文&gt；不落粗俗，惟略遜懷素一籌。 李懷琳之行、草書亦甚卓犖，惜乏真迹可賞，其傳稱作&lt；絶交書&gt；欠實證。 顏真卿不惟楷書精湛，行、草亦復超軼。 其&lt；争座位帖&gt；、&lt；祭侄文稿&gt；、&lt；祭伯文稿&gt；等行書作，并稱神品，此“三稿”之風雅，非前述諸家之可及也。 北海李邕之書由是入門。 　“開元之治”與“院體”書法 開元(713—741)年間，玄宗盛精圖治，比美貞觀，振威外域，復興文藝。 書壇千葩鬥艷，婀娜多姿。 　自昔太宗酷愛羲之書，廣搜博習，行書破例入碑，遂創製&lt；晉祠銘&gt；。舉世效法，摹習成風，漸使書法“院體化”，至開元時尤盛。 　中唐李邕、蘇靈芝，擅名當世。李、蘇二氏即“院體書”之典型，清葉昌熾《語石》斥為“院體派”鼻祖。斯時中原書學方興未艾，靈芝輩誠未足道。 　“開元之治”曇花暫現，至天寶(742—755)間，帝寵楊妃，任李林甫、楊國忠，安史亂作。玄宗奔蜀，唐朝一蹶難振，“院體書風”亦随王朝中衰而淪落矣！ 　顏真卿書風及其作品 顏真卿志行壯烈。 方禄山之構亂，顏以平原太守死拒孤城，功升刑部尚書。數以鯁直忤時，迭遭左遷。藍面奸相盧杞建言遣真卿赴淮西，說降叛將李希烈，借李刀殺之。 　時人多承右軍(王羲之)遺意，“館閣俗體”靡然成風，崇尚秀媚流麗。顏氏卓倡革新，勇抗潮流，超越“初唐三家”，上溯書道淵源，基於篆法，揣摩創製圓潤豐肥、古樸淳厚、莊嚴雄渾之新體，拓昔賢未至之境界，世號“顏法”。 今觀唐代前期諸家佳作，僅及小部；而中期顏書則皆造妙境，魄力足冠壇坫。 顏書碑文價珍和璧，其四面碑尤然。 　顏之遺墨夥繁，僅南宋《寳刻類編》即載八十八件。主要有&lt；多寶塔感應碑&gt；、&lt；東方朔畫贊碑&gt；、&lt；祭侄文稿&gt；、&lt；祭伯文稿&gt；、&lt；送劉太沖序&gt；、&lt；争座位帖&gt；、&lt；郭氏家廟碑&gt；、&lt；麻姑仙壇記&gt；、&lt；大唐中興頌&gt；、&lt；八關齋會報德記&gt；、&lt；宋璟記> 、&lt；元結墓表&gt；、&lt；放生池碑&gt；、&lt；顏勤禮碑&gt；、&lt；顏氏家廟碑&gt；、&lt；建中告身帖&gt；。 　大手筆柳公權 顏氏稍後，有柳公權揚其光烈，并號“顏柳”。或謂柳削顏肉而存其骨，露筋暴骨而趣致含蓄。宋米芾鄙之為“丑怪惡札祖，從兹古法蕩無遺。”惟其真意究未可测。 柳書結势平和，點畫淳正，殊為後世效法，誠一大手筆。 所書&lt；玄秘塔碑&gt；、&lt；李晟碑&gt；、&lt；普照寺碑&gt；、&lt；神策軍碑>，觀之有清新快爽感。 　葉昌熾之唐書評 清葉昌熾評述唐世書道之變遷，立論精闢，可供披覽。 其說如下： 　“大抵自唐初至宋，約五變：武德、貞觀(618—649)如日初升，鴻朗壯嚴，焕然有文明之象。 自垂拱迄武周長安(685—701)，超逸妍秀，其精者兼有褚河南(褚遂良)、薛少保(薛稷)之能事。開元、天寶(713—755)，變而為華腴，為精整，盛極而衰。 蘇靈芝、吴通微之流，即出於是時。 乾元(758—759)以後，體格稍卑，其流派亦分為二：以肉勝者多近蘇靈芝、王縉；以骨勝者多近柳誠懸(柳公權)。 至開成(836—840)，遂有經生(鈔寫佛經者。此指其所用之書體。)一派，學歐(陽詢)者失之枯臘；學虞(世南)者失之沓拖。 浸淫漸漬，馴至為宋初之袁正己、孫崇望，於是蘇(軾)、黄(庭堅) 諸家始出而振之。”葉氏此言，所以把握唐世書學流變之梗概也。 　(十二) 五代十國書學 　書事概况 五代十國祚短而疆蹙，日尋干戈，馬上施治，安用毛錐？然唐代之流風未邈，遺澤猶存。諸國君臣，工書者亦何嘗無人，楊凝式、王文秉、李鶚其著者也。 　後周楊凝式，精於文辭，妙擅狂草。 書作有&lt；韭花帖&gt；、&lt；神仙起居法&gt；、&lt；夏熱帖&gt；等。 後周奇人郭忠恕，兼善篆、籀，撰有名著《汗簡》三卷。 南唐之徐鉉、後蜀之王著，皆功高垂及宋代之書學者也。 　南唐文化暨李煜書法 南唐歷昇、璟、煜三世，享國三十九載。李氏自負承大唐帝國，制度、文物皆因襲之。江南風光明媚，典午流風未墜，故南唐素稱文雅之邦。 三代君主俱嗜文章、藝事，以工書畫、善屬文稱。 每鳩集畫人、墨客，廣施恩寵禄賞。 其文房雅具殊多精品，“澄心堂紙”久享盛名，“李氏徽墨”獨稱妙絕，“南唐文化”之譽洵非溢美也。後主煜尤傑出詞人，其詞風凄愴，發為亡國悲歌，感染後之騷人文士。 煜之書法高妙，筆力不减柳誠懸(柳公權)，所謂“撮襟書”者，於書苑别具一格。開寳八年(975)，南唐淪於趙宋，煜自是繫於汴京(今河南開封)，幽閉五載，横遭毒弒。 　(十三) 宋代書學 　宋太祖“弃武興文” 北宋太祖趙匡胤。生當五季兵革際，撥亂思治，遂以“弃武興文”為務，新創諸制，特重文藝。一時文人、學者輩出，王室廣加征用。名士如：唱導古文復興之歐陽修、撰编年史《資治通鑒》之司馬光、哲學家朱熹及陸九淵等。 宋代印刷進步，有裨文化普及。 辭典興起，通俗文學繁榮，陶、瓷精美。 畫壇興隆，書藝卓著，鎸刻《淳化閣帖》誠一盛舉。 至若宋代書風，尤堪筆録。 　《淳化閣帖》之刻行及其影響 拓本工藝，肇於初唐，訖北宋已精熟焉。淳化間(990—1011)，朝廷博蒐天下名迹，精工鎸就名本《淳化閣帖》，頒賜諸王、大臣，未行於世。但坊間有翻刻本三、四種，影響後世書道至鉅。 太宋本欲藉刻本名垂書道史，惟因編次者王著學識不博，采擇未精，標題訛誤，編次淆亂，遂為後世所非難。全帖十卷，二王之作逾半，有損布局。蓋北宋内府藏帖，多唐太宗舊蒐物，故二王帖甚豐，而王著就便取拓也。 此帖付諸剞劂，王書益趨普及，“院體”書風愈見風靡。 然其反響所及。 復促致書法之另一鉅變。 　三大家之書風 崇尚王書之傾向，持久未衰，世人每每盲從。為矯時弊，倡重個性，遂釀成中華書道史上一變革，蘇軾、黄庭堅其先驅也。 緣蘇、黄主獨創，其書風格因時、地而异趣，是稱“宋風”也。“宋風”不惟求規範，復倡自由創新。如米芾雖習王不倦，臨書酷似直可亂真，以古典書家聞名。然亦重革新創製，實“宋風”中之翹楚。 蘇、黄、米三家書風，因時代傾向，遂成書壇之主流。 然而傳統王書流派，仍世之所宗，固未嘗衰竭也。 　北宋人之文墨趣味 北宋書、畫，文墨趣致濃鬱，創作益富情意，深寓於作品中，未易察識。蘇東坡(蘇軾)、黄山谷(黄庭堅)、米元章(米芾)之書，蓋其選也。 　染翰者欲激發意趣，常需雅化齋室、庭園，講求文房具，感環境之陶冶，則每獲致佳作。宋趙希鵠《洞天清禄集》諸書有詳論。 　北宋書家與作品 北宋壇坫首推“四大家”，即蘇、黄、米、蔡是也。 蘇軾有〈黄州寒食詩卷〉、〈李白仙詩卷〉、〈宸奎閣碑〉、〈洞庭春色賦〉。 黄庭堅有〈波神祠詩卷〉、〈黄州寒食詩卷跋〉、〈松風閣詩卷〉。米芾有〈樂兄帖〉、〈蜀素帖〉、〈苕溪詩卷〉、〈虹縣詩卷〉。 蔡即蔡襄(亦有蔡京之說)，代表作為〈萬安橋碑〉。 其他善書者甚衆，如林和靖、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薛紹彭、蔡京、蔡卞、王鞏皆是。 　北宋第八代天子徽宗(趙佶)，興土木，奉道教，任奸賊，荒政失德。惟其風流文雅，深通百藝，尤以善臨池稱，自創一體，曰“瘦金書”，傑作琳琅。帝敕建書院、畫院，獎勉藝事，所製《宣和書畫譜》四十三卷，裨益書畫研討，厥功丕著。 晚歲國破，拘牽作遼虜，幽死北地五國城。 　南宋之建立及其書家 北宋亡於“靖康之亂”。 徽宗子德基(趙構)南奔，遷都杭州，更名臨安，是為宋高宗。史稱南宋。南宋與金兵戈頻繁，未得光復，偏安局成。時士大夫多習“朱子學”，號為“宋學”。朝廷崇奉斯種新儒學，嚴華、夷之界限，强民族之意識。抗金名將岳飛主戰，為奸相秦檜下獄死。宋、金對峙累載，而文藝昌盛，善翰墨者指不勝屈。高宗篤嗜書、畫，致力蒐藏，可謂殷富。帝設書畫院，均置博士，藝壇盛極一時。南宋書道，古典色彩濃烈，亦受江南風土影響。名家有朱熹、陸游、米友仁、張即之、岳飛、文天祥等，至於以博學或功業昭著而兼工書者，則更僕難數。 勝流張即之乃居家僧，其書顯禪僧之自由風尚，筆無凝滯，世人尊為翰林墨寶。 　金國書家 金室注重書道，時翰墨高手雲集，如任詢、黨懷英、趙渢、趙秉文、王庭筠、張天錫等。秉文崇蘇軾，軾書之風彌漫金國，盛行一時。北宋嘗禁蘇書，而金國唱行之，大長坡公(蘇軾)之氣。 　金國書家，多係北化漢人，着意排弃時習，滲以狂怪，自成一派。王庭筠書為時典型，盡脱唐人窠臼，沈頓雄快，允稱方家。 　(十四) 元代書學 　元之崛起及其文化 宋、金南北對峙，戎馬未休。 北方元人遽興，迅滅金國，繼覆南宋。 建立元帝國，都燕京(今北京)。廣事征戰，攻克四境，武功煊赫，域跨歐亞，籍所載無以加焉，幅隕既長，大邦烈烈矣！ 　元人融蒙古、契丹、女真及漢文化，而以漢為主。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等漢學家，歷仕文宗(圖帖睦爾)、寧宗(懿璘質班)兩朝，卓著宏熏，以政界要人，而兼書壇宗師。 耶律楚材祖籍契丹，居元顯位，博極群籍，下筆有神，若宿構者。 康里����新疆人(一作蒙古人)，仕元，其書幾與執牛耳、主壇坫之孟頫相埒，復長於文學。故元世誠薈萃各族文化，人才亦云濟濟矣。 　元朝書家及其作品 元代書法基於漢族，以趙孟頫主盟。 趙氏係宋宗室，精研王(羲之)書，耽於帖學，遽登堂奥，時無匹儔。 孟頫在元，亦猶夫二王(羲之、獻之)之在晉，歐(陽詢)、虞(世南)之在唐也。書風流播後世。清人列趙氏於《貳臣傳》，蓋斥其政事屈節，然未可因人廢書也。名亦有〈蘭亭十三跋〉、〈汲黯傳〉、〈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等。 　時與子昂(趙孟頫)争標者，惟鮮于樞而己。其書骨力傲岸，豪放不羈，奇態横生。其餘錚錚者，乃鄧文原、康里子山、虞集、揭傒斯、柯九思、楊維楨、張雨、泰不華、吾丘衍、周伯琦。鄧、楊書風浸濡深遠，以迄於今。元世書道令人欣慰，亦云盛矣！ 　元時繪畫與禪林墨迹 元代書畫雙美，其水墨畫已踐中國畫史創新期，“文人畫風”流行一時。 黄公望、吴鎮、倪瓚、王蒙號“元季四大家”，各具風尚，争鳴畫壇。 　宋、元兩朝有“禪林墨迹”名世，其排斥北宋“蘇、黄、米”三家，抗衡傳統遺風，追求自由清新，超凡拔俗。頗為時人推戴。 斯種墨迹以釋圜悟克勤、密庵咸傑、無準師範、蘭溪道隆、虚堂智愚為主筆。 　(十五) 明代書學 　朱元璋及明代書學 朱元璋滅元，奠都南京，是為明太祖。元璋幼失怙恃，繼喪諸兄。入佛門求食衣。旋因兵燹寺毁，遂投義軍，戎馬南北，奮力十五載而建帝業。帝安邦濟世，馭軍有術，善政可録。惟求治過急，疾惡太嚴，好猜忌，戮功臣，廣株連，擅獨裁，後世褒貶自有定評也。 　明代文化因循尊舊，無唐、宋之獨創，書學亦復墨守成規，率由舊章，惟稍變其形貌而已。於時崇尚帖學，天下靡然鄉風，碑學廢弛矣。小楷皆“館閣體”，雖有可觀，不過干禄之資，遠未逮六朝勝境也。 明代書道，可謂江河日下，未足多焉。 　明代書學之弊 (1)書作商品化。 出售珍藏文物，買賣書畫作品，昔出偶一為之。而明代則公然貿易，按品論價，書作降成商品。 　(2)書法工匠化。 書者所製，佳構寥寥，因多投付於市。遑論藝術、庶民附庸風雅，難以賞鑒，不過盲目購售而已。 　(3)重刻集帖，虚張厥勢，妄意再現東晉二王書道盛世。於是《東書堂帖》、《寶賢堂帖》、《真賞齋帖》、《餘清齋帖》、《停雲館帖》、《來禽館帖》等集帖絡繹問世，充溢坊街。 此於書藝之興未必多益，而有明一代，臨池者所珍愛止此耳。 　(4)市售書作，多供摹習；匯刻法帖，半係臨摹本。由是，書家當創製之暇，亦闢兹生計之道，致低俗之作泛濫於世，誠一憾事也。 　明代書家 斯時書壇，素推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號為“三家”。然皆不啻書匠，矧論餘者乎？響名當世者，仍不乏人，如宋濂、宋璲、宋克、宋廣、解縉、沈度、沈粲、陳淳、王寵、莫雲卿、邢侗等，固未中絶。 惟其所書，益屬達者之作，實愧高雅，安足以與晉、唐争衡乎？ 書道之廢，未有甚於斯世者也。惟因朱代去今未遠，真迹頗多傳留，則研究其書學，亦較前代為易云。 　(十六)清代書學 　王鐸與明遺民之書 清之時代特异，書法迭經遷革。清初乃承明代帖學末流，鎸刻法帖亦云紛沓。逮金石之學，啟於雍正、乾隆(1723—1795)之際，遂一洗沈鬱，大有革新奮躍之勢。 　鼎革後，王鐸仕清，名列《貳臣傳》。而其書風豪邁奔逸，豐神瀟灑，法兼篆、隸，點劃堪觀，一時固無匹儔，誠草書史上之佼佼出衆者。 　明季國變，殊多遺民。 蓋緣於民族意識至深，長懷故國之思，篤信“胡運無百載”或抗或遁或隱，胥因乎此。 如史可法、鄭成功等，皆抗清之英雄。遺民書家其數亦多多許，如黄道周抗清兵敗，被執於金陵(今鎮江)，忠貞就義；傅山着朱衣，穴居養母，為黄冠道士；倪元璐聞京都淪陷，整衣冠自縊；八大山人朱耷，剃髮入浮圖，時韜晦山林，時佯狂市廛，不知所終；石濤忠漢，甘作帶髮僧……。凡此志士仁人，其迹可歌可泣。 别有遺民書家吕留良、瞿式耜、毛奇齡、王思任等，用筆沈著痛快，豪氣凌駕，雄峙清初書壇。 　阮元之“南北書派論” 清中葉，帖學仍主天下。迨阮元標“南北書派論”，漸興變革，此於考證學、金石學之勃然可徵。 阮論别書法為南、北，“北派”尚碑學；“南派”崇帖學，而前者當為本流。 因主“抑帖揚碑”之說，碑學緣此而大盛焉。包世臣繼著《藝舟雙楫》，康有為纂《廣藝舟雙楫》，復加應和，“碑學派”益固其勢。 迄於清季，仍得攬持壇坫。 而“北派”復有分支：基於唐碑者，為“唐碑派”；以北魏墓志為主流者，為“北魏派”；追循漢碑者，為“漢碑派”；更有上溯殷、周者，“古代派”也。 區异瑣微，難定優劣，故對阮氏之論，評說不一。 　追溯上代之書家 “碑學派”中，亦有跨越“北魏碑派”、“漢碑派”而遠溯上代，研摹古文、篆籀者。 如錢坫、鄧石如、陳鴻壽、朱為弼、趙之琛、吴熙載、楊沂孫、陳介祺、吴大澂、吴昌碩等，諸家不乏絶品，尤以印學成就在印壇及書道史上，殊堪嘉許。 昌碩特擅石鼓文，獨樹一幟。 　源取漢隸之八分書家 清代習漢隸、善八分者，有鄭簠、高鳳翰、朱彝尊、丁敬、黄易、奚岡、桂馥、伊秉綬、陳鴻壽、錢泳、釋達受、錢松、何紹基、趙之謙、徐三庚、楊峴等。諸家大抵取法漢隸，卓收成效，間有獨出心裁而稍欠成熟之作。 　堅定之“帖學派”畫家 其時尤多戮力發揮帖學之長而創佳作者，劉墉、張照、孫承澤、笪重光、姜宸英、查升、王文治、梁同書、成親王、吴榮光、林則徐、張瑞圖等，皆其選也，聲勢益壯。 其中復有兼具碑學造詣者。 　文人畫家 有清一代之書家，多係文人，往往才諸八斗，學富五車，庋藏萬卷，足迹半天下，遍考風土人情，且具高潔情操，兼賅詩、書、畫“三絶”。 此等通才全能之文人，斯時寔蕃有徒。 　金石學之昌盛 自金石學之興，發展迅疾，影響廣遠，具有清書壇之一大特色。 金石乃碑學之本，可資印證考究，書學理論多基於此。 金石學肇始於宋，歐陽修《集古録跋尾》、趙明誠《金石録》等開其先河，至清蓊然而興。其考究對象，主以金器、刻石，兼及文物，如古鏡、貨幣、璽印、封印、瓦磚之屬，近世又列入木簡、竹簡，發蕴抉微，有可觀焉。 　清代金石學者甚衆，勝流不下數百。如阮元、錢坫、陳介祺、吴大澂、翁方綱、桂馥、畢沅、錢大昕、孫星衍、邢澍、趙之謙、陸耀遹、陸增祥、包世臣、羅振玉、王國維、楊守敬、鄭孝胥、寳熙等，各自研究成果載於其著述，促成書學之發展。此中多兼書法、篆刻大家，各具風尚。 　“楊州八怪”其人 清·乾隆間(1736—1795)，有八大書畫家寓居江蘇揚州，即：金農、鄭燮、汪士慎、黄慎、高翔、李鱓、李方膺、羅聘。 因其詩、書、畫、篆刻風格特异，故時以“八怪”稱之也。 　儒學源流久遠，訖清已流庸俗。“揚州八怪”厭弃之若塵埃，遂浮游其外，不受其垢，頗類漢魏“建安七子”、“竹林七賢”之反傳統。 惟“七子”、“七賢”擁貲富贍，才學未必盡頭；而“八怪”艱困磨難，性復狷介，白眼官宦武夫，横眉權貴豪門。籍非皆隸揚州，却萃居此風光旖旎之名城。“八家”書畫，皆不拘泥舊法，超拔流俗，印風奇特新穎，配詩高美隽妙，顯异彩於藝壇，影響近代書道尤鉅焉。 　清代畫學綜論 有清一代之書道，當以咸豐(1851—1862)為界，以前為帖學期，爾後屬碑學期。而帖學之衰，尤逾明代。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曰：“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張照)、石庵(劉墉)，然已遠遜明人，况其他乎？ 流敗既甚，師帖者絶不見工。”夫物極必反，帖學之衰已極，碑學之盛行也宜，書學中興，遂與李唐争勝。 舟行欲窮，忽又無際，清代書學，誠臻此境界也。 　清朝享祚既久，碑學勃興，翰墨繁盛，書家甚衆，差欲度越唐代；書學、金石學之著述，允稱汗牛充楝，空前之盛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