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耳鼻喉科学的发展

中医耳鼻咽喉科是祖国医学里的一门学科。这个科的形成显然较晚，但在夏商时代对耳、鼻、咽、喉、口、齿、唇、舌等疾病已有了初步认识，当时甲骨文就记有“”（即鼻病的意思），“疾自”(即鼻病，自是鼻的古写)。“疾耳”（即耳病），“疾言”（即语言障碍及发音器官的病变）等记载。
西周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耳鼻咽喉疾病的认识也日益深入，认识到疾病与自然环境、气候变化有关，例如《礼记·月令》记载：“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并记有“喑”这个病。《左传》有“耳不听五声为聋。”“既聋以昧”，《周礼》有“九窍之变。”《吕氏春秋》有“处耳则为挶为聋，据鼻则为鼽为窒”。除此之外，在《山海经》中载有“名曰文苳，其实如枣，可以已聋”，“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名曰为，食之已嗌痛。“有鸟名鸪, 食之不。”“其上有木焉，名曰无楄……服者不㖶”等等，可见当时除了对耳鼻咽喉疾病有了认识外，并有治疗和预防的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改革，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对防病治病的经验，逐渐地积累，《黄帝内经》中关于耳鼻咽喉的生理、病理、经络和治疗的论述，总结了前人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认识到耳鼻咽喉并不是孤立的器官，而是与五脏六腑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整体的一部分，如肾主耳，肺主鼻，咽为胃系，喉为肺系，脾主口，心主舌等，为耳鼻咽喉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难经》对咽喉解剖，有进一步的论述。如《难经·四十二难》说： “口广二寸半，唇至齿长九分，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喉咙重十二两，广二寸半，长一尺二寸，九节。”可见当时尸体解剖已应用于咽喉科。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雒阳，闻周爱老人，遂为耳目痹医。”可见扁鹊在当时曾专门从事五官疾病治疗，是五官疾病专科化的开始。
秦汉时期国内外交通日渐发达，随着医药交流，知识日益丰富，这个时期产生了几本有名的著作《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是中医学的伟大成就。《神农本草经》汇集药物365种，其中用于治疗耳鼻咽喉疾病的药物53种，这些药物，大多数沿用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伤寒论》创立了比较系统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对耳鼻咽喉疾病的辨证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耳鼻咽喉科的发展和提高。例如对伤寒少阴咽喉痛，进行辨证论治，运用猪肤汤、甘草汤、桔梗汤、苦酒汤、半夏散及汤等不同的汤药，治疗不同症状的咽喉病而取得成效。又如《金匮要略》，最先描述梅核气一症，“妇人咽中如有炙脔”。用半夏厚朴汤治疗，并沿用至今，这些辨证治疗方法，为后人所遵循。此外，用药的剂型种类比较多，有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等，如《金匮要略》用皂荚末吹入鼻内，用韭汁滴入鼻内，可以说是吹鼻法和滴鼻法的最早记载。在医药知识日益丰富的基础上，对咽喉疾病有了简单的手术，并提出了手术的意见。《淮南子·记论训》中，曾提到“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这是对手术提出审慎的要求。
魏晋南北朝迭经兵燹和政权的频繁变动，医药在发展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载有耳道异物、气道异物和食道异物等病的处理方法，例如吞食韭菜或薤取食道鱼骨刺或金属异物。晋代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详细记述耳鼻咽喉疾病的针灸疗法。
隋代巢元方等人所撰《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病因证候学，分设耳鼻咽喉专卷，列症69候，连同散在其他各分卷者，全书其有130多候，并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把小儿耳鼻咽喉作了专卷论述，对病源、证状的描述分析很详细。例如脓耳治疗不当可引起严重的并发病，即后世所称的黄耳伤寒（颅内并发症）。在其“耳中疼痛候”中说：“凡耳中策策痛者，皆是风入于肾之经，不治流入肾，则卒变脊强背直，成痉也。若因痛而肿生痈疖，脓溃邪气歇，则不成痉。所以然者，足少阴为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其气通于耳，上焦有风邪，入于头脑，流于耳内，与气相击，故耳中痛，耳为肾候，其气相通，肾候腰脊主骨髓，故邪流入肾，脊强背直。”这是从病证、病因，病理变化与脏腑经络关系，从理论上分析论述了耳病证的发病机理。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将鼻喉耳病列为七窍病，收集治疗方法甚多，列为291首，炙法14首，此外还列举通九窍、衄血、耳聋、坚齿、口疮药品等五个专题。在治疗方法上有药物、外治、手术、针灸、导引及食疗等，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耳鼻咽喉治疗方法。王焘的《外台秘要》，在耳鼻咽喉科方面，所载方药约400首。在唐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医学教育也随着发展，唐政府设立“太医署”，设有耳目口齿科，学习四年毕业，这是耳鼻咽喉口齿科独立设科之始。
宋元时期北宋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官修医书，整理了前人的经验，在耳鼻咽喉疾病各有多卷对病因病理、辨证治疗，方药等进行论述。此时，出现了许多著名医家，如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的《济生方》，杨仁斋的《直指方》等，分别有耳、鼻、咽喉等卷。他们在前人理论基础上，加上个人经验，有了新的内容。还有《咽喉脉证通论》一卷，是较早的一本咽喉科专著。在洪遵撰《洪氏集验方》载有：“治鼻衄不止欲绝者……带人以线勒颈后，尚可止血。”表明临床经验不断的丰富，已知用压迫颈外动脉的方法止住鼻大出血。
在宋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分科更为精细，设有太医局，分九科，内有口齿咽喉科。到元代，把咽喉和口齿分为二科，分科向精细的方向发展，说明学科发展的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金元时代，医学理论的发展与临床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医家们结合个人的具体经验，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独特见解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在《儒门事亲》里，首先使用纸卷成筒，放入口内，再用筷子缚小钩，把误吞的铜钱取出，这是内腔镜钳取异物的原始方法。据窦材所著《扁鹊心法》及窦汉卿的《疮疡全书》记载，有切开排脓治疗咽喉痛、牙痈的方法，扩大了手术治疗。
明代文化科学的发达，医学得到全面发展，耳鼻咽喉科在此时期，取得不少成绩。如朱橚的《普济方》，论述耳鼻咽喉口齿科共18卷，分耳门、鼻门、口门、舌门、咽喉门、牙齿门，收载前人经验，阐述详细，内容丰富为前所未有，对本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用于耳鼻咽喉药物，不断地增多，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其中用于治疗耳鼻咽喉口齿的有856种。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中，立七窍门，分耳、鼻、口、齿、唇、舌、咽喉，其分科论述脏腑经络关系、病因病理，辨证治疗较为详细。在治疗方面，有不少新的创举： 如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载有“取鼻痔秘法，先用回香草散，连吹二次，用细钢箸二根，箸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箸相离五分许，以二箸头直入鼻痔根上，将箸线绞紧向下一拨，其痔自然拔落……用胎发烧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这与现代鼻息肉摘除术原理和方法基本相同。咽部及食道异物（如铁针刺入等）取出法，是使用乱麻团以线系之，吞入咽中，针刺入麻，徐徐牵出。曹士衍的《保生秘要》治耳内胀塞导引法，“定息以坐，塞兑，咬紧牙关，以脾肠二指捏紧鼻孔，睁二目，使气串耳通窍内，觉哄哄然有声，行之二、三日通窍为度。”此即耳咽管自行吹张法。《景岳全书》载有：“凡耳窍或损或塞，或震伤，以致暴聋，或鸣不止者，即宜以手中指于耳窍中轻轻按捺，随捺随放，随放随捺，或轻轻摇动，以引其气，捺之数次，其气必至，气至则窍自通矣。”此即鼓膜按摩术。对虚火乳蛾，喉核肿大者，采用了烙法治疗。
清代吴谦等人编著《医宗金鉴》，整理前人经验，载有耳鼻咽喉疾病约数十种，并附以绘图说明，内容丰富，对临床参考价值大。清政府组织编写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广泛地搜集前人著作，在耳鼻咽喉部分中分咽喉门，鼻门，耳门等，整理汇编，是一本较为全面的参考书。嘉庆道光年间，疫喉流行，对咽喉疾病的研究和防治有了较快的发展，喉科专书陆续问世，产生了论疫喉专书。据不完全统计，喉科专著约有60本，疫喉专著约有50本，此时是咽喉科发展的高潮。这些专著，对病症分类细致，病因辨证施治论述详细，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如张宗良著《喉科指掌》，列症72种，吹药12种；郑梅涧著《重楼玉钥》记述喉风36症，除内服外吹药，着重针灸治疗。在疫喉痧和白喉的专著中，整理了临床经验，提供了较为完善和有效的治疗方法。清代医学分科，由明代13科，减为11科、9科、8科、7科、5科不等。咽喉与口齿科合并，由于疫喉的流行，在民间咽喉逐渐发展独立成科，称为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