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眼科学的发展

中医眼科学是祖国医学的一个分支，在对眼病的认识和防治方面已具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颇有特色。
眼科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殷武丁时代(约公元前1324～前1266年)的甲骨上，刻有涉及眼病的卜辞。如“贞国亡疾目”，意思是“贞问：王（武丁）无有眼疾。”这是眼病最早的文字记载。先秦多种古籍中，记有眼疾及治疗法。《山海经》记录眼病药7种，如：“其名日草……服之不眯”；“其鸟多当尾……食之不眗目”等。《诗经》载“矇瞍奏公”；《毛传》称：“有眸子而无见曰矇，无眸子曰瞍。”是为目盲（多为目疾所致）的记载。史书提到舜帝、项羽皆为重瞳(《史记·项羽列传》)，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瞳孔异常的记载。
《内经》对先秦眼科理论有所总结。如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灵枢·大惑论》)。另外对眼与脏腑联系均有系统阐述，如：肾主骨，骨之精为瞳子；肝主筋，筋之精为黑眼；心主血，血之精为络（泛指内外眦及附近血管）；肺主气，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脾主肌肉，肌肉之精为约束（泛指两睑及眼外肌）；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目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等等。这些论述均成为后世眼科的理论基础。此外，《内经》中还记述了多种眼病症状及名称。其中“鼻渊者，浊涕不止，传为衄衊瞑目”之说，颇似现在所谓副鼻窦炎引起的视神经病变。该书提到“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蹻”等，表明当时已用针灸治疗目疾。《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过洛阳，闻周爱老人，遂为耳目痹医。”说明眼科在当时（约公元前四世纪）已具雏型。扁鹊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从事眼病治疗的医生。
汉至南北朝时期眼科的发展 这一时期眼科用药不断增多。《淮南子》有用梣木（秦皮）治眼病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载眼病用药多达70余种，如蒺藜明目，空青、决明子、苋实治青盲等等。此外，《淮南子》中记有：“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说明已采用烧灼疗法治眼病。这一时期对某些眼病的观察更为细致。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所述狐惑病，描写了口舌咽部疳疮屡发，前后二阴蚀疮迭起，目不得闭，目赤如鸠眼等主要症状，颇似现在的口、眼、生殖器综合征（即白塞氏症）。为眼与全身病综合征的最早记载。
魏晋南北朝间，对眼病认识益趋完备。如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载“目中冷泪出，眦赤痒”；北魏高僧宋云在《行纪》中已有雪盲的描述：“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闭目，茫然无见。”关于眼科手术的记载，在这一时期多次出现。后世虽有“钩割针烙之法，肇自华佗”(《审视瑶函》)的说法，但仅系传说。《晋书·累帝纪》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因遭敌方进袭，“惊而目出”，才使得手术失败。《梁书·鄱阳王恢传》记：“后又有目疾，久废视瞻。有北渡道人慧龙下针，豁然开朗……”，说明金针拨术已用于临床。《北史·张元传》也提到“金馋疗其祖目”之事。说明我国金针拨障术至迟在南北朝已开展。
眼科专著在此时已经出现。《隋书·经籍志》载，梁有的《陶氏疗目方》5卷，甘濬之的《疗耳眼方》14卷及《痈疽耳眼本草要钞》9卷等，今均散佚。因此，眼科学在这一时期内已从临床实践经验上升为初步的理论总结，并以此指导临床。
隋唐时期眼科的建立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总结了眼病38候，另有小儿目疾5候，妇人及产后目病2候，共计45种目病，其中有目蜡候（结膜蝇蛆症）、目肥候（相当于维生素甲缺乏引起的毕脱氏斑）、雀目（夜盲症）等，比欧洲同类记载早十个世纪。此书后面还列有体育按摩，以防治眼病。
唐代医学科学发展很快，已将耳目口齿独立设科。由于与日本、朝鲜、阿拉伯、印度等国的友好往来，加速了医疗知识的传播。唐高僧鉴真未东渡日本之前，曾在广东韶关就印度眼医治疗眼疾(《唐大和尚东征传》)。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赠眼医波罗门僧诗：“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金篦刮目，见诸佛经，可知当时已有印度眼医在我国行医。印度第三世名医龙树所创眼科理论亦传入我国，对我国眼科学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唐初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载有七窍病，目病列于卷首。他把“生食五辛”、“夜读细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等十六件事，作为“丧明之本”；又把“驰骋数猎，冒涉风霜，迎风追兽，日夜不息”，看成是“伤目之媒”，可见对防治眼病已有系统总结。在治疗方法方面，介绍了仰卧洗目的洗眼法，以绵沾药汁注目眦中的滴眼法，以新毛笔将药粉撒入结膜囊的点药法，以及冷敷、热敷、熏眼、按摩诸法。记述了“白膜漫睛”（翼状胬肉）的手术法，云“钩针钩挽之，割去即见物”。还描述了人的老视现象，谓：“凡人年四十五以后，渐觉眼暗，至六十以后还渐自明。”《千金翼方》中首次提出用青羊肝治疗暮无所见（夜盲）的治法。
唐代另一名著《外台秘要》（王焘撰）对眼科的解剖、病因、治疗等方面均有所发展。如云：“人眼白睛重数有三，设小小犯触，无过损伤，但黑睛水膜只有一层，不可轻触，致败俄顷。”介绍了白内障成因、症状，并提及用金针拨障术治疗。对绿翳青盲（青光眼）病理有独到见解，谓：“此疾之源，皆从内肝管缺，眼孔不通所致也。”强调及早治疗。又主张用烧灼法防止胬肉攀睛术后的复发。记载了拔除倒睫的方法。 还指出了“雪山巨睛视日”是明的原因之一。唐代不仅创造多种手术和药物疗法，还试行安装木制假眼，到元代才改为瓷眼。
唐著名诗人白居易有诗云：“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空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用，争得金篦试刮看”。可知唐代曾有《龙树论》一书，是为眼科最早的专著。原书早亡佚，其佚文仍可见于《医心方》、《医方类聚》等书中。明代刊行的《秘传眼科龙木论》与《龙树论》并非一书，但它对内、外障的叙述仍然对我国眼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参见“《秘传眼科龙木论》”条)。
宋元时期眼科的发展 在隋唐医学发展的基础上，至宋代，眼科已成为官办独立学科，为太医局九科之一。取《龙木眼论》为主课，称为小经，为各科必读之书。学生多达三千人，分配眼科20人。
宋代几部大型方书中，均大量汇集了眼科有关内容。《太平圣惠方》论眼病者2卷，49门。其中有引自《龙树菩萨眼论》之“开内障眼用针法”和“钩割及针镰法”等。《圣济总录》论眼病12卷，60门(眼症58门、手术2门)。其它医方书中也间或有论眼病之专卷。五轮学说在宋代医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该学说是中医眼科识病辨证的基本理论之一，一般认为出自《龙木论》。《医方类聚》中所辑《龙树菩萨眼论》中已提到“水轮”和“血轮”。《太平圣惠方》系统地论述了五轮。
“八廓”学说的出现较五轮说为晚。明代徐春甫谓“（八廓）乃后世龙木禅师论五行八卦配合之意。”但在《龙树菩萨眼论》佚文及《秘传眼科龙木论》正文中均未提及。刘浩增补的“眼叙论”中提到“八廓”一名，系录于陈无择《三因方》。《葆光道人眼科龙木论》始有“五轮歌”、“八廓歌”，但其文中引许学士（叔微）等人之方剂，推测该书成于南宋末，或宋以后的朝代。因此，“八廓”学说则可能起于宋。据考证，宋代已发明了眼镜。史沅断狱，对案牍较暗者，以水晶承目照之则见。南宋赵希鹄著《洞天清录》中记有霴，“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这些均为宋有眼镜的可靠史料。
金元时期，出现了学术争鸣局面。金元医家在探讨和继承古代医术的同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了多种学术见解。如刘完素在《素问病机原病式》中专立“论目昏赤肿翳膜皆属于热”一节，并首创玄府学说，用以解释眼病之病机。张从正则提出“目不因火则不病”的理论，且说“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治火之法，在药则咸寒，吐之下之”。“若大人目暴病者，宜汗下吐，以其血在表，故宜汗；以其火在上，故宜吐；以其热在中，故宜下”(《儒门事亲·目疾头风出血最急说》)。还提出用针刺神庭、上星、囟会、前顶、百会放血疗法治眼病。
李东垣在《兰室秘藏·诸脉皆属于目》中指出：“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脉之宗也。故脾虚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目矣。”将理脾胃、养血安神作为治眼之“正理”，在此思想基础上，创制益气聪明汤，以为治耳自代表方之一。朱丹溪则云：“眼病所因，不过虚实二者而已，虚者眼目昏花，肾经真水之微也；实者眼目肿痛，肝经风热之甚也。”提出以滋阴、散热二法为内治原则。金元四家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眼科证治的见解，丰富了眼科理论及治法。元代倪维德撰有《原机启微》(参见“《原机启微》”条)，为眼科专著。除详论病因病机及治则外，并提到用冷水洗眼麻醉以行金针拨障术。用改进了鸭舌针作拨障术，疗效甚佳。
明清时期眼科的兴盛 明代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七窍门”首论目病，不囿于内、外障及五轮分类法，按病类症(计193症)，论诸眼病证治甚详。如对黑睛常见的凝脂翳证的描述：“初起如星，色白无凹，后见大而变为黄色，始变出凹者……如凝脂一片，肥浮脆嫩……甚则为漏，为蟹睛，内溃精膏，外为凹凸，或气极有声，爆出稠水而破者……虽救得珠完，亦带病矣。去后珠上有白障，如鱼鳞圆翳等状，终身不能脱。若结在当中，则视昏渺。”又在蟹睛、斑脂翳证、瞳神欹侧等详加描述，可见王肯堂对角膜溃疡从初期发病、发展、转归，直至痊愈及后遗症的临床变化过程，观察入微，为前所未及。对青光眼始病至绝对期失明、并发白内障等，描述生动。
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明代还不可能凭借仪器检查眼底病变，但王肯堂却能将眼底病患者的绝大部分自觉症状进行详尽地描述。如珠中气动证谓：“视瞳神深处有气一道，隐隐袅袅而动，状若明镜远照，一缕清烟也。患头风痰火病，郁久火胜搏激，动其络中真一之气，游散飘耗，急宜治之，动而定后光冥者，内证成矣。”写出了有似眼底出血时的动态过程，为眼底病的诊断和治疗作出了巨大贡献。凡今日能用肉眼检查到的常见病，该书几乎罗列无遗。还提出用拨治法治疗瞳神反背证（有似斜视）。可见，《证治准绳》虽非眼科专书，但他在目门一册中对眼病的总结，对中医眼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明代流传的眼科专著甚多。除《秘传眼科龙木论》已刊行之外，另一重要的专论《银海精微》。该书题为唐代孙思邈撰，据考为元明之间伪托之书(参见“《银海精微》”条)。但书中所论诸病及治法(包括眼检查法、手术治法等)均甚详明。且提出“瞳神开大者，以酸收之；焦小者，以辛散之”的用药理论。该书对眼科发展的影响甚大。此外，傅仁宇的《审视瑶函》辑录《原机启微》、《证治准绳》等书内容，参以己之治验方药，为明代眼科书之代表作(参见“《审视瑶函》”条)。清·张璐的《张氏医通》亦论及眼病，提出医生用右手做患者的右眼手术，不易操作，针须横过鼻梁(“过梁针”)，可见他对金针拨障术有丰富的经验。并能指出“包浆内障（晶状体皮质已经液化的白内障）及手术中出血的二个原因，皆为经验之谈。
清·黄庭镜撰《目经大成》对手术记载尤详。首先指出针拨内障进针部位在“风轮与锐眦相半正中插入，毫发无偏”的精确定位，正好是睫状体平坦部的中点。这是经国内外实践证明了的较理想的手术切口部位。黄庭镜详述了针拨白内障的八法、术后护理等处理法，且附述内障手术医案数例，对我国传统的针拨白内障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参见“《目经大成》”条)。清·顾养吾的《银海指南》4卷，为我国论述眼与全身病的代表作，写了多种时病、杂病与眼病的关系，如伤寒主目疾论、瘟疫兼目疾论，中风兼目疾论等。还论述了十二经脉与眼病的关系。反映了对眼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此外，明清其他医家对眼病的论述甚多。如明·赵献可治目疾，“补水以配火”；张景岳则谓：“真阴不足，本无火证……悉由水亏血少而然。”并列举了诸多济阴养营方剂。
眼科在近代的衰落与建国后的新发展 1840年以来，中医事业发展迟缓，不断地受到压抑。中医眼科亦随之衰落。而金针拨障术则几乎失传。一些行之有效的外用眼药的配制无人继承。少数有志于中医眼科者虽编有一些眼科专著，但其内容，却并无多大进展。
建国后，中医眼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中医学院设置了中医眼科专门课程，由广州中医学院主编了中医眼科统一教材，并多次修订。在中医研究院及众多的中医研究机构、中医医院内，大多设有中医眼科或研究室。有的省市为解决后继乏术乏人的状况，专门开设了中医眼科学习班。多种现代眼科检查仪器、工具及方法的运用，扩大和精确了中医眼科的四诊。在中医眼科传统的手术、方药治疗、基础理论的研究中，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丰富了中医眼科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