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眼科发展史

中医眼科发展史，是我国人民与眼部疾病作斗争的历史，是祖国医学发展史的一个分支，同样具有渊远流长，历史悠久的特点，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资料，它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春秋前后中医眼科学的萌芽 我国眼科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殷武丁时代(约为公元前1324～1266年)，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载有当时王室对祖先的祷辞或卜辞，其中有眼和其他十几种疾病，如“贞国亡疾目”、“贞疾目不”，其意为“贞问：王（武丁）无有眼疾”，“贞问：眼疾不带来什么祟祸”。以后我国早期的古籍，对眼病的症状和治疗药物均有零星散记。如先秦古书《山海经》载有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100余种，其中治疗眼病者七种，如“其鸟多当尾……食之不眴目”（西山经），“是多冉遗之鱼……食之人不眯”（西山经），“其名曰䔄草……服之不眯” （西山经）等。
我国史料中，最早记载了目盲和瞳孔异常的资料，如《书经》中有“瞽奏鼓”的记录，当时乐师常是瞽人，历史上音乐名家师旷，就是瞽人。《诗经》 中有“矇瞍奏公”，《毛传》释为“有眸子而无见曰矇，无眸子曰瞍”。关于瞳孔异常的记载，在《荀子》中有舜帝(约公元前2255～2205年)、《史记》中有项籍(约公元前322～220年)均患有重瞳症。
《淮南子》中有用梣木治疗眼病的记载。梣木即今之秦皮，此药迄今仍常见于中医眼科内服和外用方剂中。书中还载有“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反映了当时已用灼烙术治疗目疾。
秦汉时期的眼科雏形 秦汉时期，医学专著的出现，对眼的解剖、生理和眼病的临床表现，以及治疗的药物等均有较多的记载，使眼科学初具雏形，为其专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如《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经典医书，对于眼的论述十分丰富而重要，它不仅列有许多眼的解剖名称和病名，而且从解剖生理，与脏腑的相关联系等基础理方面加以阐述。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谓：“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血气皆上注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精”。《灵枢·大惑论》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睛，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 说明当时已粗略知道眼球外的筋膜包裹了血管、视神经和眼外肌形成的肌锥到视神经孔的纤维环，视神经通过此孔出眼眶与脑相连。进而认为如邪中于项，适逢其人体虚，邪气深入随眼系入于脑，则发生脑转目眩，以及目赤者病在心，青者病在肝等眼与脏腑相应的病因病机的整体观念，为中医眼科识病辨证，立法处方时，从整体出发，将眼和全身情况综合考虑的辨证原则奠定了基础。另外对全身病伴有眼部症状者亦有记述，如《灵枢·论疾诊尺》谓：“视人之目窠上微痈，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乃说明双眼胞肿与手足浮肿，均属某些心功能不足而引起的“风水肤胀”，而非眼目自病，这为内科医师从眼的症状上去帮助诊断，亦为眼科医师提出正确的治本方向，是为眼与全身病最早的记载。
用针灸治疗眼病，亦属主要治疗方法之一，如《灵枢》中谓：“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蹻。”
用药物治疗眼病，在当时亦已相当广泛，如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有多种眼病及治疗眼病药物，如青盲以空青、决明子、苋实治之；目赤痛以石胆、黄连、戎盐、白蔹治之；目翳以瞿麦、秦皮、贝子等治之； 泪出，多涕泪以曾青、菊花、苦参、白芷治之； 目中淫肤以蛴螬、决明子治之；风邪目盲以防风治之； 目瞑以伏翼治之等，共有七十余种药物，其中如 “蒺藜明目”，“瞿麦明目去翳”，“黄连治目痛泣出”等，仍为现今临床所常用。我国最早从事眼科的医生，当推公元前四世纪的扁鹊，如《史记·扁鹊列传》载“扁鹊过洛阳，闻周爱老人，遂为耳目痹医”。
在晋代，已有眼科手术的记载，如《晋书》载有：“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对雪盲亦有所记述，如北魏高僧宋云《行纪》中谓：“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闭目，茫然无见。”
隋唐时期眼科的建立 隋唐时期，眼科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眼科作为独立专科的出现和医著中出现了眼科专著，或在综合性著作中，眼科内容列为专篇论述，说明对眼病的认识和治疗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如隋书 《经籍志》所载之《陶氏疗目方》、甘濬之《疗耳目方》，均为我国最早的眼科专书，惜已散佚，无法知其内容。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病因病机专书《诸病源候论》(公元610年)，其中对眼病的症状和病源的探讨较为详细，在目病诸候中论述了38种眼病，另外在小儿杂病、妇人产后、妇人杂病等篇章中记有眼病7种，共45种眼病。如记载了结膜囊内寄生蝇蛆之症名目蜡候，入暮目暗之雀目候，又目肥候，其症为“白睛上生点注，或如浮萍，或如榆荚，有如胡粉色者，有作青黑色者，似羹上之脂，致令目暗，世呼之为肥目……”，类似后世称维生素甲缺乏所引起之毕脱氏斑，关于雀目的症候，在欧洲则晚到17世纪才有夜盲症的记载。并刊有体育按摩，以预防和治疗眼病。就其内容而论，说明对内外眼病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在眼病的治疗学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其中以《千金方》(公元652年)，内容丰富，载有七窍病，列验方71首，最早提出用羊肝治疗雀目。对外治用药方面记载颇详，如有仰卧洗目的洗眼法，以棉沾药汁注目眦中的滴眼法，用新毛笔蘸眼药粉撒入结膜囊内的点眼法，以冷水渍青布数易之的冷敷法，以及热敷法，熏眼法，按摩法等，还介绍了血管翳的钩割手法和目病针灸穴位。并首先记载了人的老视现象，如云：“凡人年四十五以后，渐觉眼暗，至六十以后还渐自明。”另外总结了预防眼病应予避免的二十种注意事项：“生食五辛，接热饮食，热餐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奕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针头出血过多，右十六件并是丧明之本，养性之士宜熟慎焉，又有驰骋田猎，冒涉风霜，迎风追兽，日夜不息者，亦是伤目之媒也。”
唐代经济文化日趋繁荣，促进了中外文化互相交流，在医学方面，与日本、朝鲜、阿拉伯、印度等国，随着商人与僧侣交往，互有传播，例如鉴真和尚，在日本传授我国医药学，同时在未出国之前，在广东韶关曾就印度眼医治疗眼疾 （见唐大和东征记）。唐刘禹锡有赠眼医波罗门僧诗：“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开蒙”。金篦刮目，见诸佛经。可知当时已有印度眼医在我国行医。印度眼科理论亦在此时传入我国。如唐·王焘《外台秘要》(公元752年)已记有印度的地、水、火、风四大学说。对眼的解剖、病因和治疗方面，亦有所发展。如谓：“夫人眼白睛重数有三，设小小犯触，无过损伤，但黑睛水膜只有一层，不可轻触，致败俄顷”。对白内障介绍了病因、症状及金针拨障手法。尤其是对青光眼的病理有独到的见解，认为“此疾之源，皆从内肝管缺，眼孔不通所致也。” 并提出及早治疗的重要性。在防止胬肉攀睛术后复发，主张用烧灼法，如谓：“割之三复生，不如取针烧令赤，烁着肤上，不过三烁，缩也”。还指出了“雪山巨睛视日”是丧明原因之一。
唐代不仅创造多种手术和药物疗法，还试行安装木假眼，以后到元代，进一步改为瓷眼。
唐《龙树眼论》是我国第一部眼科专著，原书已佚，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查龙树为第三世印度名医。据公元九世纪，著名诗人白居易有诗谓：“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空燃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用，争得金篦试刮看。”方知此书名。现存从《医方类聚》辑出之本传世。后来可能为了避宋英宗（赵曙）讳，改称《龙木论》。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所刊行的《秘传眼科龙木论》，内载七十二病，有宋人刘浩在书前增编“审的歌发挥”，“眼叙论”等十二篇，又于七十二病每病之后，附以歌括。该书对症状、诊断、鉴别诊断、治疗、预后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首先提出了眼科的内外障疾病的分类法，将眼病分为内障眼病二十三种和外障眼病四十九种。内障是泛指瞳神以内之疾病，其中特别对白内障的病因、症状、分类、鉴别诊断和金针拨障术论述颇详。将白内障分为先天性、后天性、外伤性以及青光眼晚期引起的并发性白内障，均能清楚的鉴别。并以白内障的神色形态，瞳神的展缩变化，对日、月、火三光的辨别能力等为依据，决定能否手术，反对盲目地不负责地进行手术治疗。对金针拨障术的术前准备，手术方法，术后护理，及术后并发症的处理等，亦都有详细记述。另外对雀目的认识，有独到之处，比欧洲早约500年，把雀目分为肝虚雀目和高风雀目两类，前者相当于维生素甲缺乏症引起的夜盲症，后者类似于视网膜色素变性，并从病因、症状和鉴别诊断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外障眼病泛指瞳神以外的病变，罗列了常见的一些眼外病和治疗方法。在眼科手术方面，介绍了钩、割、熨、针、烙、镰洗手法。纵观全书内容，对眼科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轮”学说，为中医眼科识病辨证的基本理论，一般认为出于《龙木论》一书，查阅《医方类聚》中所录《龙树菩萨眼论》在二处提到“水轮”之名，一处提到血轮，未见其他三轮。在《秘传眼科龙木论》中刘浩增编有“五轮歌”，而在七十二证方论各症之后所附歌括，亦只提到“水轮”，另见有“睛轮”、“五轮”之称。而无其他四轮之名。有详细阐述“五轮”学说之方书，首推公元992年问世的《太平圣惠方》。
“八廓”学说，据明徐春甫谓：“……乃后世龙木禅师论五行八卦配合之意……。”但在《秘传眼科龙木论》正文和《龙树菩萨眼论》中均未提及，刘浩增编“眼叙论”中提到“八廓”一名，但该论原录自公元1174年宋陈无择《三因方》。刘氏在各症后之歌括也未出现“八廓”之名，《太平圣惠方》亦未见记载。
《秘传眼科龙木论》书后，附有《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一卷，体裁内容和前二书有所不同，中有“五轮歌”、“八廓歌”，但书内引有许学士等方剂，推揣其成书于宋之后期，甚或宋之后。
因此“五轮”学说可能起于唐《龙木论》一书，而“八廓”学说则可能起于宋。
宋金元时期眼科的发展 宋金元时期，眼科在理论水平上有较大的发展，成为百家争鸣的时期，并且官方首设眼科，选定教材，培养眼科医师。
宋王怀隐等编《太圣平惠方》(公元992年)，内容丰富，其中论眼病者有二卷，共四十九门，首次系统的介绍了五轮学说，并主张摄养以预防眼病。眼科手术方面，介绍了钩、割、针、镰，对金针拨内障叙述较详，如术前注意事项，患者术式，手术方法，止血，止痛，止呕等方法，以及术后处理等。基本上汇编了宋以前在眼科学发展方面的有关内容。至北宋末年，又有《圣济总录》(公元1117年)问世，共二百余卷，论眼病有十二卷，分六十门，计眼病五十八门，手术二门，该书是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扩充而成。
《银海精微》上下卷，署名为唐孙思邈，经考证认为出于宋以后之医人所著，本书的特点，除书首载有五轮八廓学说，列眼病83证，每证均比较详细的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六淫七情、寒热虚实来论证其病因症状。且其中80证附有简图，首次提出了眼的系统检查法。如谓：“凡看眼法，先审瞳人神光，次看风轮，再察白仁，四辨胞睑二眦，此四者眼科之大要，看眼之时，令其平身正立，缓缓举手，轻撑眼皮，先审瞳人，若有神光则开合猛烈，次看风轮，若展缩雄健，则魂魄无病，三察气轮，无病泽润光滑，四辨其肉轮若好，则开合有力，二眦不蠹赤矣”。在治疗上提出“瞳人开大者，……以酸药收之，焦小者以辛药散之”的理论，手术提出用夹法治疗内翻倒睫。
公元1078～1085年宋元年间，太医局设九科，眼科为其中之一，当时订《龙木眼论》为讲授主要课程之一，称为小经，为各科必读之书，学生三千人，分配眼科者二十人，至此眼科独立为专科，是后元代设十三科，眼科亦为独立之科。
金元不少医家在探讨和继承古代医术的同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形成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医家学术争鸣，这亦反映到眼科学的领域里。如“寒凉派”刘完素(约1110～1200年) 提出“论目昏赤肿翳膜皆属于热”的理论。“攻下派”张从正(约1156～1228年)承刘氏之意作了进一步发展，谓：“目不因火则不病”，“能治火者一句可了”，并主张以针刺放血治疗眼病。“温补派”李东垣(约1180～1251年)则以“脾胃虚则九窍不通”和“诸脉皆属于目”立论，提出治目病“凡医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益气聪明汤即为李氏创立升阳益气聪耳明目的典型方剂。“养阴派”朱丹溪(约1281～1358年)提出“眼黑睛有翳，皆用黄柏、知母”、“眼睛痛知母黄柏泄肾火，当归养阴水”，又谓“眼疾所因，不过虚实二者而已。虚者眼目昏花，肾经真水之微也，实者眼目肿痛，肝经风热之甚也，实则散其风热，虚则滋其真阴，虚实相因，则散热滋阴兼之，此内治之法也。”
四家学说虽各有特点，但并未忽略辨证论治的原则，则丰富和发展了眼科在病因病机方面的理论和治疗学上的内容。
在病因病机和疾病的分类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如元末有《原机启微》一书，以病因病机立论，将眼病分为十八大类，以《内经》等内容为指导，结合临床经验，分析病因病机，然后立法处方，详论方剂之君臣佐使和逆从反正之意，以及随证加减应用，为后世眼科所推崇。
宋代已有眼镜方面的资料记载，如宋代史沆断狱，于案牍之故暗者，以水晶承目照之则见，认为是眼镜的最初创始。宋宗室赵希鹄所著《洞天清录》中有“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
明清时期眼科的兴盛 明清两代是眼科发展的兴盛时期，尤其是明朝，对眼病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较大的发展。
眼科自唐以来，大都拘于七十二病之说，以后由于眼科学逐渐发展，对眼病的种类、病的发展预后，有新的认识，治疗上亦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自明以后，医家根据临证实际所见，在前人的基础上，分别病种，添列病名，不局限在内外障七十二病的范畴。其中以王肯堂辑《证治准绳》(公元1602年)总结分类最为详细，全书第七册为七窍门，总结当时所知眼病共193种，所载症候与治疗方法极为详尽，几乎收集了肉眼所能察及的眼病的症状、体征及病情变化和转归。对眼底病的自觉症状，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例如对黑睛常见之“凝脂翳证”之描述：“初起如星，色白无，后渐大而变为黄色，始变出者……如凝脂一片，肥浮脆嫩……甚则为窟为漏，为蟹睛，内溃精膏，外为枯凸，或气极有声，爆出稠水而破者。……虽救得珠完，亦带病矣。去后珠上必有白障，如鱼鳞外圆翳等状，终身不能脱，若结在当中，则视昏渺”。又在“蟹睛”症提到“凝脂翳破坏风轮神膏，绽出黑颗，小则如蟹睛，大则如黑豆，甚则损及瞳神，内视瞳神，亦如杏仁枣核状者，极甚则细小无了者”。另在“斑脂翳”症谓“其病是蟹睛收回结疤于风轮之侧……。”又在“瞳神欹侧”中谓 “若风轮破损神膏流绽，致瞳神欹侧者，轮外必有蟹睛在焉，蟹睛虽平，而瞳神不得复圆”。可以看出王氏对角膜溃疡临床变化过程观察十分细致。对青光眼的发病过程认识也有可贵的贡献。如“青风内障”中谓“视瞳神内有气色昏蒙，如青山笼淡烟也，然自视尚见，但比平时光华，则昏蒙日进，急宜治之，免变绿色，变绿色则病甚而光没矣”。在“绿风内障”中谓“瞳神气色浊而不清，其色如黄云之笼翠岫，似兰靛之合藤黄，乃青风变重之证，久则变为黄风，虽曰头风所致，亦由痰湿所攻，火郁忧思，忿怒之过……此病初患则头旋，两额角相牵，瞳神连鼻鬲皆痛，或时红白花起，或先左而后右，或先右而后左，或两眼同发，或吐逆……”。在“黄风内障”谓“瞳神已大而色昏浊为黄也，病至此，十无一人可救者”。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时作者不可能凭借仪器检查眼底病变。但王氏能较详细地将一些眼底病患者的自觉症状，进行详尽的描述，计有云雾移睛，视瞻昏渺，坐起生花，萤星满目，暴盲，青盲，视瞻有色，神光自现，黑夜精明，视正反斜，视赤如白，光华晕大等眼底病所具有的自觉症状，并附有病因治则，为眼底病的诊断治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外眼病方面，凡今日能以肉眼所能检查到的常见病，本书几罗列无遗。在手术方面，用手术治疗斜视为王氏首次提出，在“瞳神反背” 中谓 “其珠斜翻侧转，白向外而黑向内也，药不能疗，止用拨治，须久久精熟，能识其向入何眦或带上带下之分，然后拨之，则疗在反掌。”
本书之末后汇集治眼疾之单方，针灸。并附有前贤“医案”二十八则。
《证治准绳》虽非眼科专著，但其中所载眼论，乃自唐《龙木论》以来，在中医眼科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至清代，对白内障针拨术更有所补充和发展，如《张氏医通》(公元1695年)在“金针开内障论” 中提出医生之右手做患者之右眼，针须横过患者鼻梁，称为“过梁针”，并指出术中之出血有二，一为针尖划损白睛外膜之血络而出血，二为进针后触着黄仁，而血灌瞳神。在黄庭镜所著《目经大成》中，首先提出进针部位在“风轮与锐眦相半正中插入，毫发无偏”的精确定位，正好是在睫状体平坦部的中点，经国内外实践证明，是较理想的手术切口部位。书中还详细描述了针拨八法，为审机、点睛、射辐、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完璧，便于学者学习和掌握本手术方法。
在清代，对眼与全身病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阐述。如《银海指南》(又称《眼科大成》)，其中对十二经主病和各种杂病与眼的关系，如肾经主病，三焦主病，胆经主病等和气、血、痰、食、郁致病，以及伤寒主目疾论，瘟疫兼目疾论，中风兼目疾论，臌胀兼目疾论，黄疸兼目疾论等共35篇，记载均较详细，是论述眼与全身病的代表作。
近百年来中医眼科的衰落 自清末以来，中医事业日趋凋零，中医眼科亦渐衰落，全国从事中医眼科工作的人，屈指可数，中医眼科的手术和治疗技术，如金针拨白内障手术近于失传。然而有志于中医眼科者，仍编有多种眼科专著问世，如1911年刘延年辑《眼科金镜》等。此际欧洲医学传入我国已久，医界中用西方医学观点来整理中医眼科书籍，如1936年陈滋编《中西眼科汇通》。
建国以来眼科的新生 解放后，我国政府制定了正确的中医政策，先后创办了中医学院二十四所，系统讲授中医基础理论及包括眼科在内的临床各科。广州中医学院主编了中医眼科统一教材。卫生部还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多数省市设立了中医研究所，全国县以上地区几乎均有中医医院，这些单位大都设有中医眼科或研究室，并培养了大批中医眼科人才和西学中研究人员。中医眼科随着中医事业的兴旺而有所发展，尤其提出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继承整理发扬祖国医学，如用眼底镜、裂隙灯显微镜、电眼压计等光电检查仪以及生物化学等检查法的应用，扩大和精确了中医眼科的四诊。另外在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以及临床疗效总结等论文，刊登于中医杂志、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眼科杂志、中药杂志以及各省市中医杂志等，累见不鲜。研究工作中，有用电子计算机整理储存名老中医对角膜炎，角膜溃疡的治疗经验。有用血液化学，血液流变学，电子显微镜研究中医活血化瘀治则，治疗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有用某些中医眼科外用药，以抑制病毒试验的实验研究来验证中医清热祛风退翳药对病毒性角膜炎的临床疗效。有用病理学观察针拨术切口，按《目经大成》“风轮与锐眦相半正中插入”的眼球组织病理改变等等，阐明中医理论和中医方药的客观科学论据。其中有取得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者，如北京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中西医结合白内障针拨术”的研究。全国眼科名老中医，总结几十年来的临证经验，各抒己见，著书立说，丰富了中医眼科学的内容。如1978年陈达夫著《中医眼科六经法要》，1979年陆南山著《眼科临证录》，1978年庞赞襄撰《中医眼科临床实践》，1978年姚和清《眼科证治经验》，1980年整理汇编有《韦文贵眼科临床经验选》等书，尚有中西医结合之论著各省均有出版，这些著作，均起到承前启后，推陈出新，推进了中医眼科的发展，亦丰富了现代医学内容。
今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医学科学的发展，中医工作者把“振兴中医”为己任，各省市通过举办中医眼科培训班，进修班，大力培养眼科人才，壮大眼科队伍，中医各医疗单位增设中医眼科临床科室，有条件的地方，成立中医眼科的研究单位，设立学术交流的办事机构，创办有关刊物，促进研究工作的进展。对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部分疑难病，要组织科研协作，利用现代科学设备和手段，深入开展研究，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中医眼科学将以崭新的成就，对防盲治盲工作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