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成书说

《金瓶梅》成书问题研究的一种观点简称。又可叫做“三次成书说”。魏子云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等论著中提出。他认为袁中郎在万历二十四年见到的《金瓶梅》抄本，是《金瓶梅》的原刻本。万历二十六年以后的《金瓶梅》由“中郎兄弟与沈德符等人”改写，在万历四十一、二年间完毕，后“明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宾天后，他们这伙人便增入了泰昌天启的史实，重加改写，匆匆付梓”，即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小说成书的年代，正是万历皇帝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引起朝野激烈斗争的时代，因此，早先的《金瓶梅》，是一部“政治讽喻”的小说，其矛头针对着明代宫廷的“册立东宫”等事件，“后来迫于政治形势”，才不得不改写。“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以西门庆作为《金瓶梅》故事的主线，可能是从《金瓶梅词话》开始的”。这是作者研究《金瓶梅》的核心观点之一，后来在《金瓶梅原貌探索》等多部论著中都有论述。这一观点，牵涉到小说成书过程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重视。有人撰文认为，袁小修在万历四十二年八月的日记所述和《金瓶梅词话》的内容相合，小说中“已出现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人物”。此说是“根本无法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