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dōng pō

（号）见子瞻。

东坡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苏轼《东坡八首·序》有云：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虽则如此，依然“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 (《与巩定国》)，并因仰慕白居易之闲适风流而效其忠州 “东坡”之名以自号。不仅如此，苏轼又尝言，到黄州后，便“归诚佛僧”，黄州有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出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黄州安国寺记》)要而言之，陶渊明式的躬耕之节，白居易式的闲适之志，融入“深悟实相”(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参禅意识之中，最终形成为“博辩无碍”的人生态度，这就是本诗所欲表达的深层内蕴。
首句看似平实，而有弦外之音在。苏轼在黄州，先此而有《定风波》词，结句云：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达了一种雨既不怕、晴亦不喜的恬淡心境。此诗虽似着眼于雨过晴爽的旷怡，安见得不同时在为无晴无雨的超脱写怀呢？请注意接下一句： “市人行尽野人行”，此中情味，不妨从《定风波》词序所谓“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处去悟会。想来，诗人也许并不是雨后始出，当雨洗东坡之时，他只是浑然不觉就是了。既然如此，“市人行尽野人行”的意思，当是说，市人行时我亦行，市人行尽我仍行，这样，不仅写出了自己不以晴喜不以雨忧的超旷恬淡，而且点出了下面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道理： 倘若以风雨而藏行迹，必不能有领略晴光爽气的襟怀。在这里，“野人”一语的含意是十分丰富的。野，或指林野之境，或指野逸之怀，从而，“野人”就既可指谓林野之人亦可指谓野逸之士。作为一名躬耕者，“垦辟之劳”和 “玉粒照筐筥”的收获的喜悦使他对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亲切感情，而作为一名像王禹偁一样“谪官却自当胜游”的放逸之士，悠悠野兴又使他企希着纵浪大化而归返自然的境界，所有这些，都是那困扰于机心的“市人”所不可能理解的，于是，“市人行尽野人行”，就不单写出了诗人形迹之脱俗，而且在暗示着自家之独觉独悟。
月色清朗，夜气清爽，曳杖东坡，其情何畅。当然，此情此景，也未尝不使人联想到那“有恨无人省”的幽愤和“名花若幽独”的寂寥，甚至使人不免 “伫立东岗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王安石《寄蔡天启》) 的感慨。然而，苏公襟怀，毕竟是独觉独悟般的超旷，险峻崎岖的坡头小路，在他的感觉中，不仅无异于坦途大道，而且正以其坎坷不平而饶有趣味。苏轼曾说：“每逢佳处辄参禅”，此际感受，是否正是所谓“佳处”呢？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否则，何以要“自爱铿然曳杖声”呢？禅宗所谓“顿悟”，每每需要某种偶然的契机。月夜静寂中那木杖磕碰着坡头小路的声响，自然格外清晰，对于一位潜心禅理而使心神至于下意识之自觉者来说，这本自清晰的声响更具有使其顿然惊觉的效果。数年前，苏轼在徐州有《永遇乐》词，写夜梦而惊觉的境象，其中“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魂惊断”之句，正可作此诗之参悟处。所不同者，“铿然一叶”所惊断的只是真实的梦境，而这“铿然曳杖声”所惊断的无疑是那尘缘与俗念了。据说，香岩智闲禅师参禅不得，已近于绝望，“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省悟。”(《五灯会元》卷九)苏轼之自爱其铿然杖声，怕正是与香岩智闲一样，缘其有助于顿悟吧！
自然，诗境入禅而要自不失其美。即使没有顿悟的偶然机趣，那幽幽静夜、清清月色中的兀傲身影和木杖磕碰之声，难道不正像古琴夜吟三两声似的，以其悠悠远韵而令人神情为之高爽吗！

东坡

宋诗篇名。七绝。苏轼作。见《苏轼诗集》卷二二。元丰六年(1083)任黄州团练副使时作。东坡，位于黄州城东郊。陆游《入蜀记》：“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作者即垦辟躬耕于此，并以之为号。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首句写东坡经一场大雨，碧海青天，清辉朗照，显得格外清爽空旷；次句云，奔波于嚣尘之人各自还家，喧闹息气一扫而空，此幽僻胜境应由超然物外之诗人独自领略。末二句写诗人于大石丛错之山坡上行进，非但不知烦恼，反而喜听手杖碰撞山石之声。此乃热爱生活之诗人于坎坷仕途中饱经政治风雨后，仍奋然前行之写照。诗将诗人气质、襟抱与风物融而为一，写得潇洒飘逸，情趣盎然。陈衍评为：“东坡兴趣佳，不论何题，必有一二佳句，此类是也。”(《宋诗精华录》)王文诰亦云：“此类句出自天然，人不可学。”(《苏轼诗集》卷二二)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一字仲和，或作和仲，号东坡、东坡居士、铁冠道人、狂副史、老泉山人。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唐代散文家韩愈并称“韩苏”。苏洵之子，与父洵、弟辙并称“三苏”，又与弟辙并称“二苏”。人称“大苏”。“豪放词派”开创者。与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与南宋诗人黄庭坚并称“苏黄”。嘉祐二年进士，又中制科，历官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凤翔签判、殿中丞等。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杭州通判，后知密州、徐州、湖州。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后贬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贬汝州。哲宗即位，起用苏轼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轼因不满当权者尽废新法，自请外放，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哲宗亲政，尽黜元祐党人，轼先贬惠州、后贬儋州，历时七年。徽宗即位，以大赦北还，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卒于常州。南宋孝宗乾道六年，追谥“文忠”。著有《东坡全集》，又名《东坡七集》一百一十卷。
索引：苏轼，子瞻、仲和、和仲，东坡、东坡居士、铁冠道人、狂副史、老泉山人，大苏，学士，玉局，文忠；雪堂、雪浪斋、静常斋、南堂、思无邪斋、德有邻室、白鹤新居。

《东坡》

苏　轼

雨洗东坡月色清， 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 自爱铿然曳杖声。

东坡是一个地名，在当时黄州州治黄冈(今属湖北)城东。它并不是什么风景胜地，但对作者来说，却是灌注了辛勤劳动、结下深厚感情的一个生活天地。宋神宗元丰初年，作者被贬官到黄州，弃置闲散，生活很困窘。老朋友马正卿看不过眼，给他从郡里申请下来一片撂荒的旧营地，苏轼加以整治，躬耕其中，这就是东坡。“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下隰种秔稌，东原莳枣栗”，诗人不只经营起禾稼果木，还在这里筑起居室——雪堂，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个大字，并自称东坡居士了。所以，他对这里是倾注着爱的。

诗一开始便把东坡置于一片清景之中。僻冈幽坡，一天月色，已是可人，又加以雨后的皎洁月光，透过无尘的碧空，敷洒在澡雪一新、珠水晶莹的万物上，这是何等澄明的境界！确实当得起一个“清”字。谢灵运写雨后丛林之象说：“密林含余清。”诗人的用字直可追步大谢。

诗人偏偏拈出夜景来写，不是无谓的。这个境界非“市人”所能享有。“日中为市”，市人为财利驱迫，只能在炎日嚣尘中奔波。唯有“野人”，脱离市集、置身名利圈外而躬耕的诗人，才有余裕独享这胜境。唯幽人才有雅事，所以“市人行尽野人行”。这读来极其自然平淡的一句诗，使我们不禁从“市人”身上嗅到一股奔走闹市嚣尘的喧闹气息，又从“野人”身上感受到一股幽人守志僻处而自足于怀的味道，而那自得、自矜之意，尽在不言中。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那虽是咏定惠院海棠的，实际是借海棠自咏身世，正好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诗所包含的意境。

那么，在这个诗人独有的天地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缺憾吗？有的。那大石丛错、凸凹不平的坡头路，就够磨难人的了。然而有什么了不起呢？将拄杖着实地点在上面，铿然一声，便支撑起矫健的步伐，更加精神抖擞地前进了。没有艰险，哪里来征服的欢欣！没有“荦确坡头路”，哪有“铿然曳杖声”!一个“莫嫌”，一个“自爱”，那以险为乐、视险如夷的豪迈精神，都在这一反一正的强烈感情对比中凸现出来了。这“荦确坡头路”不就是作者脚下坎坷的仕途么！作者对待仕途的挫折，从来就是抱着这种开朗乐观、意气昂扬的态度，绝不气馁颓丧。这种精神是能够给人以鼓舞和力量的。小诗所以感人，正由于诗人将这种可贵的精神与客观风物交融为一，构成浑然一体的境界，句句均是言景，又无句不是言情，寓情于景，托意深远，耐人咀嚼。同一时期，作者有《定风波》词写在风雨中的神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与此诗可谓异曲同工，拿来对照一读，颇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