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浚的货币思想

丘浚(公元1420～1495年)，中国明代文官。字仲深，号深庵，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著《大学衍义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军事等方面。其中有《铜楮之币》两卷，专门论述货币问题。
丘浚认为货币起源于古代圣王为便利交易的人为创造，“虑其无贸易之贝也，故为铸金作钱”；“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铜楮之币》上)。他还将一些有关古代货币的传说或假想，误信为历史事实，认为“三代以前已有币，而其币有三等”。丘浚援引前人陈说，详述金属货币的作用，指出：“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但他又把货币本身的作用与金属币材的优越性混同，认为“惟铸铜以为钱，物多则予之以多，物少则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铜楮之币》上)。他坚决反对以谷帛为货币，认为用绢帛作货币“不免于寸裂”，用米谷作货币“不免于粒弃”(《铜楮之币》上)，基本上是一个货币金属论者。
丘浚很注意货币的流通与贮藏的关系，反对以法律方式禁止蓄钱，赞同马端临“蓄钱志在流通”的观点。他认为“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就可使“其价常平”，意识到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须能适应商品的流通量，才能维持价格的稳定。他要求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均等，指出：“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铜楮之币》上)。
丘浚主张由封建国家控制货币铸造权，反对“弛钱禁”，国家可以利用对钱之轻重散敛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他在铜钱铸造上，推崇南宋孔𫗱“不惜铜，不爱工”的原则，认为这是“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铜楮之币》上)。他还比较欣赏铸钱获取赢利以补助封建财政的办法。丘浚不赞成发行不兑换纸币，他从货币材料角度考虑，认为发行不兑换纸币是“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作于钱使用是不应该的。但他并不绝对地反对纸币流通，认为纸币发行只要“执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铜楮之币》下)。
丘浚从当时已是白银、铜钱和宝钞三者并行流通的客观事实出发，建议实行以银为主，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银是基本的货币，宝钞与铜钱都是“权之以银”，银、钱、钞三者之间的比价是：“每银一分易数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铜楮之币》下)。白银的使用只能限于十两以上的大额交易，上下通行的货币实际是铜钱与纸币，尤其是铜钱。他主张铸行一种钱面镌有“皇明”字样的合乎标准的足值新铜钱，予以推广。他所建议实行的货币制度，银与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的主辅币关系，实际形成银、铜复本位关系。
丘浚反对封建官府进行货币贷放活动，认为“富国之术，无义不可，而取举债出息之利，则是万乘而为匹夫之事”，攻击王安石行青苗法”其流祸至于民离散而国破败”(《大学衍义补》卷25)。他曲解《周礼·泉府》“国服为息”是“劳役为息”，以证明实行“王道”的三代政权不曾从事官府高利贷活动。但他认为私人高利贷不仅不是“非义”，而且是合理的，应受封建政权的保护。封建法庭应根据“书契期约”裁决，以保障私人高利贷者剥削他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