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郭士渊论文书》

明方孝孺撰。作者为宋濂弟子，以讲明道学为己任，以振作纲常为己责，以继往者、开来学为己事，以辅君德“起民瘼为己业”(王大可《重刻正学方先生文集叙》)，论文一遵守其师而多有发挥。本文是他阐述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他既志在明王道、致太平(《杂诫》)，因评论文学便倡导“加意学问，以《六经》为务”。他以为“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于物，岁异而日新，多态而善变。使人观而不厌，用之而无穷，不失荣悴消长之常理，乃足为文”，故为文必如经，“上足以发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陈治乱之理，而可垂法于天下后世，垂之愈久而无弊，是故谓之《经》，立言者必如《经》而后可”如此方为文之美者。秦汉以下直至元明之文，只可谓轻俳巧薄而非美，世之人多“乐蹇涩者，以艰言短语为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长为美；或采摭异书怪说，以为多闻；或蹈袭庸谈俚论，以为易晓；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总之，以“文而于道有明”为归。此虽偏重道德政教，即其所谓“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是也”(《答王秀才书》)，但又未陷于道学家的偏执；所倡复古，重在神理而轻文法，为后来反对七子摹拟剽窃的唐宗派所推崇。他实际上是以学习先儒“六经”为号召，强调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的结合，反对仅仅在艺术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争奇斗胜。他为人刚正，文章纵横豪放，出入东坡、龙川之间，“志高气锐，而词锋浩然足以发之，故其文奇峻有光焰”(郑瑗《井观琐言》)，在明初文坛较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