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学书》

散文篇名。清顾炎武作。《亭林文集·答友人论学书》说：“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其言曰：‘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清张尔岐《蒿庵集·答顾宁人书》说：“《论学书》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学’、‘行己’二事以为学鹄，确当不易，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 ‘行己有耻’一语，更觉切至。”近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期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自兹以后，王学遂熄。清代犹有袭理学以为名高者，则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虽曰王学末流极敝，使人心厌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势，然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今人刘盼遂、郭豫衡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说：“本文写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批判‘百余年以来’的‘言心言性’之学，反对空虚的学风，提倡关心国家大事，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是有感于清初一些士大夫文人学者的立身行事而发的，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古代散文选》说：“文章指出，为学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颇为流行的高谈心性而脱离实际，一种是重实学而不尚空虚。这两种态度，在学术史上是两个学派——宋学和汉学——的不同。宋朝以来，许多学者，即所谓理学家，喜欢谈天理，谈性命，体察喜怒哀乐之未发，结果是沉浸于玄想之中，无补于实际。其末流甚且成为假道学，欺世盗名，害民误国。顾炎武是汉学家，深恶当时学者的这种虚夸作风，所以针对时弊，提出为学要切实有用。为了辨明是非，作者举的论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古圣贤谆谆教人的并非天理性命，而是博学笃行，一是高谈心性的人常常不能行己有耻。”此文是作者写给友人的一封信，讲的是为学之道。明末学风，承王阳明良知说的流弊，一般学者，多空谈心性，钞袭语录文字为口头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甚者借结社讲学为名，标榜名声，互争门户，而真正讲求实学者，反而遭到摈斥。作者此文，以古今为学态度之不同，力斥时弊。它批判了“百余年以来”的“言心言性”之学，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号召学者以穷研经史为务，以潜修躬行为本，务使有用为守。这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文章立论明确，引古证今，正、反对比，反复辨析，态度严肃而恳挚，有坚实的说服力。近人梁启超说：“炎武之排斥晚期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