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 《三宝开港西洋记》,《西洋记》。二十卷一百回。明代万历年间罗懋登著。该书现存版本很多，除万历年间的原刻本外，还有清代步月楼覆刻映雪斋本，咸丰年间文德堂写刻本，光绪年间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及近代、现代多种版本。
 
 《西洋记》故事说的是明成祖听信道士张天师的游说，欲向西番寻求失落多年的传国玺，并安抚远夷，显扬大明帝国之声威，遂使郑和、王景弘为正副元帅，下凡佛祖金碧峰长老和得道之士张天师护佑，率领 “雄兵勇士三万名有零”,大小船只一千多号，浩浩荡荡出征西洋。宝船一路历尽艰险，依仗金碧峰之佛力，渡越了软水洋和吸铁岭两大天险。征西将帅每至一国，都要宣读天子诏书，探寻玉玺下落，索取降书降表。一些驯服有礼的番邦，诚惶诚恐，贡物称臣，明朝人员就好语抚慰，备礼回赠； 一些冥顽不化的番邦，则往往自恃国力强大，又有一二个通晓法术的异人，不肯臣服。征西将帅即施加兵马，武力降之。在金莲宝象国、爪哇国、撒发国、金眼国、木骨国等处，都几经周折，直至动用释加牟尼、玄天大帝、四海龙王等天地之最高主宰者，才算解决问题。船队西行，一路共经大小三十九国，最后走到西方尽头，闯入酆都鬼国，面见阎罗王，索取了短札和礼物，方才班师回朝。前后历时七年有余。玉玺虽未取到，却征服了西方所有的番邦，带回各国进贡的大量奇珍异宝，土仪特产。
 据 《明史·郑和传》载：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西洋记》的情节主干，基本上与史实相一致。事实上，所谓的 “惠帝踪迹”、“玉玺下落”,本都是杳不可考的讹传，作为出征西洋的一种借口，最后必然也只能不了了之。”耀兵异域”,弘扬大明帝国之声威，使远近番邦臣服，才是西洋之行的真正意图。就这点来说，《西洋记》 所写与史实是相吻合的。
 罗懋登写作《西洋记》,具有伤今怀古的政治寓意。明嘉靖之后，倭患甚殷，而执政当局既无能，边境将帅亦不力，致使边患一直不能平息。百姓伤乱世而念升平，希望内有明君贤臣力挽危澜，外有忠勇良将抗敌平患。罗懋登在 《西洋记·叙》中言：“今日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表现了对朝廷软弱无能的不满和失望。同时，他对永乐年间那种“海外诸番，获睹天日，莫不梯山航海而重译来朝。”“海外大小三十余国，尽匍匐罗拜之罔敢后”的赫赫国威极尽怀念和颂扬。他演义郑和下西洋，目的正在于希望朝廷执政者能象其老祖宗那样励精图治，重振国威； 希望边境将帅能象当年的征西者那样骁勇善战，威慑海表，使诸番自然降服。这种 “寓思古伤今之意，抒忧时感事之忱”(俞樾语)的创作动机，应当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者在小说中还多次借助人物之口，对朝中那些怯弱自私、不以国事为重的文武百官进行讽刺。第十六回，他让永乐帝感慨道：“枉了我朝中有九公、十八侯、三十六伯，都是位居一品，禄享千钟，绩纪旂常，盟垂带砺，一个个贪生怕死，不肯征进西洋。”第二十五回，借总兵王爷之口，讥刺那些“博带峨冠”者 “都是人面兽心”;第五十一回，借马公公之口，指出满南京城里都是些“吃人不见血”的 “虎”;第八十五回，又借黄凤仙之口感叹道：“原来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都是顶冠束带的做出来。”类似的议论，书中不时可见。它们既是作者 “伤今”之情的体现，客观上也对嘉万年间朝廷腐败，权奸当政的黑暗现实，起了揭露和抨击作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洋记》虽取材于史，又寄寓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却未被写成一部严肃的政治历史小说。作者肆意铺衍神怪传奇，致使真实史迹和“抚髀之思”被湮没殆尽。小说以儒、道、佛三教起源开宗明义，从第二回至十四回，不惮其烦地叙说燃灯古佛投胎转世、传经讲法、降魔收徒以及与道人张天师斗法赌胜的经过。而在西洋之行的整个描写过程，神魔争斗更是贯穿于始终。“怀揣日月，袖囤乾坤”的金碧峰与 “呼风唤雨，役鬼驱神”的张天师，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自不必说，其他角色也多是本领超人的半人神： 万岁爷乃玄天大帝临凡，郑和是虾蟆精转世，唐英、张柏等主要将领，则多是下凡的星宿。而其对手又往往是些修炼成精的妖物。两阵对垒，旗鼓相当，你会腾云，我能遁行； 你能吐火，我会分身，打起来煞是热闹。然而作者怀古伤今之感慨，亦随着这一片闹腾腾的撕杀烟消云散。当年 “赫然在人耳目间” 的历史盛事，亦被演义成一部 “视太公封神，玄奘取经，尤为荒诞” 的神魔小说。
 罗懋登显然是个宗教信条和封建道德的虔诚信奉者。小说中充斥着许多因果轮回，运数有定之类的宿命论思想和“臣死忠、子死孝”之类的道德说教。作者让他笔下的征西将帅们对不肯降服的番兵番将无情屠戮，甚至枭首示众、剁尸烹食，又不时让他们赞叹这些人死国死孝的精神，厚殓立碑以旌之。最不可取的是第八十八——九十回关于酆都鬼国的描写中，作者以忠孝节义作为区分善恶二司的标准，不厌其烦地历述地狱里的各种酷刑，并将死于明朝将士刀下的番夷统统归之为前世作恶，今生受报，宣扬宿命之不可抗拒。浓烈的宗教迷信色彩和封建道德气息，极大地降低了小说的思想意义。
 小说也体现了罗懋登作为一个封建正统文人的思想局限。一方面，他对封建帝王的 “圣德”极尽溢美，谓之 “际天蟠地，昭揭日月”,“碎南山之竹，捐西山之免，曷足为圣明揄扬万一。”(《叙》)第九十九回写圣上以公正廉明，宽宏慈悲之心处理各国贡物和人质，其阿谀之词更几近肉麻； 另一方面，小说反复宣扬“华夏独尊”的观点。征西将帅每至一国，都软硬兼施，索逼降书降表，稍有不服即大加挞伐，斩杀无惜。他们自称为 “上方天兵”,一再警告诸番国：“自古以来，有中国才有夷狄。中国为君为父，夷狄为臣为子。”这种观点，不仅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即使在当时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当年郑和出使西洋，不管明成祖主观意图何在，此行客观上对沟通东西文化和贸易交流，稳定、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是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的。而《西洋记》对此却极少反映，一味地炫耀用兵，吹嘘富强。联系作者所处的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这种“华夏独尊”的自我陶醉，颇有点“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味道，既可笑又可怜。
 清代学者俞越的 《春在堂随笔》对 《西洋记》作如是评：“书虽浅陋，而历年数百，便有可备考证者，未可草草读过也。”《西洋记》虽为神魔小说，但毕竟是托史衍事，采撷了不少史籍资料作为创作素材。(其中以当年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分别著述的 《瀛涯胜览》和 《星槎胜览》为主) 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神魔打斗，读者能从中获得较丰富的异域知识——从天时地理、土物特产直至风俗人情、奇闻异事。仅以金莲宝象国为例，小说向我们介绍了该国的饮酒习惯、书写用具、纪时特点、诉讼之争和王位更替的解决方法，还介绍了该国的多种奇物特产。此类介绍，所经之国皆有，只不过详略不等而已。书中也写了出使者向海外诸国赠送手工业品，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等，客观上起了介绍明代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得与海外交往的作用。另外，小说中的某些描述是确有历史根据的。如第十五回写宝船 “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 第四十五回写流窜于浡淋国的广东海盗陈祖义被郑和擒斩，都与《明史》所载一致。因而，《西洋记》虽多神鬼之妄记谬谈，却仍有较高的地理、历史参考价值。
 《西洋记》也杂采许多民间野史传闻。如卞和献玉、鲁班造船、李海得珠、公冶长识鸟语、锂鱼精戏秀才、玉通禅师私红莲等故事，大多源于明代通俗文艺。小说中还穿插了大量的通俗性诗词文赋，从赞佛道论禅理直至咏风雨、赋蚊虫，其中虽然多数是枯燥粗劣之作，但有些亦颇生动形象且兼具社会讽喻性，如《病狗赋》、《苍蝇赋》、《蚊虫赋》等，暗寓着对堕落的世态人情和官场上追名逐利的丑恶现象的辛辣讽刺，体现了民间文学的优点。这些传闻诗赋，对于了解和研究明代通俗文艺，颇有参考价值。鲁迅在评价《西洋记》时，对这一点作了肯定： “特颇有里巷传说，如 ‘五鬼闹判’、‘五鼠闹东京’ 的故事，皆于此可考见，则亦其所长矣。”
 《西洋记》的艺术价值不高。其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均明显可见对《西游记》的蹈袭。作为主角之一的国师金碧峰，从下凡投胎一直到护送宝船出使西洋，一路斩妖降魔，大显神通，其总体形象与孙悟空是相似的。只不过取经途中的孙悟空尚未皈依佛门，浑身充满不屈不驯、除恶务尽的战斗精神； 而金碧峰则是为解救东土厄难而下凡的古佛，处处显示出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佛性。马公公这个人物则带点猪八戒的痕迹：小心眼多，好往坏处去揣测他人，一遇磨难就叫嚷： “似此难征，不如收拾转去罢。”腔调颇类 “分行李散伙，俺老猪回高家庄去。”书中还有很多角色，直接搬用于 《西游记》,如土地神、马赵温关四元帅、金角大仙、银角大仙等。不过，与 《西游记》中那些形神各殊、生动喜人的形象相比，《西洋记》中的人物大显逊色。罗懋登塑造形象的手法并不高明，几乎靠对话堆砌而成，枯燥乏味而又毫无个性。人物动辄比武艺赌法宝，从无七情六欲之烦恼。在他们身上，超自然的神性被片面夸张，从而掩盖了活泼泼的人的自然本性。这是 《西洋记》的人物普遍缺乏艺术魅力之根本原因。
 《西洋记》的总体构思明显模仿 《西游记》。征西者们一路与形形色色的妖魔比武斗智，正如唐僧师徒历尽磨难方至西天。具体情节的安排，也有不少雷同之处。比如在爪哇国，火母被金碧峰用钵盂扣住，骊山老母搬来众多神尊仍无法解救。这个情节显然袭用假雷音寺悟空被金铙所扣之事； 过女儿国，刘荫等军士误饮子母河水而受孕，王莲英以蛛丝缚抓将领，这两个情节自然令人想起唐僧四人过女儿国和盘丝洞蜘蛛精抓猪八戒。此类例子俯拾皆是。此外，袭取 《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小说的地方也很多，象七纵七擒姜金定 (第三十二回); 设 “七星坛”,定 “连环策”火烧众番船 (第三十三回); 楚歌吹散阿丹国八千兵 (第八十四回)。诸如此类的情节，我们都不难以从其他小说中找到出处。由于承袭之迹太多太露，致使 《西洋记》艺术吸引力不足。
 鲁迅曾在 《中国小说史略》 中批评 《西洋记》: “所述战事，颇窃 《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这段话除了指出 《西洋记》情节构思上的蹈袭之外，还指出它的另一要害缺陷——文词不工。全书事无巨细，均要详尽叙述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有些故事本与下西洋毫无关系，作者也随手拈来肆意铺衍，造成主题涣散，情节拖沓。象吕洞宾戏白牡丹、张躐蹋见万岁爷，回洙遇薛涛，玉通禅师私红莲之类的传说，都属节外余枝。作者又好啰嗦，许多不言自明的东西，他都要详加解释，如：“一刀过去，两个变成四个。何以两个会变四个？一个砍成两个，两个却不是四个。”尤其令人厌烦的是排比句和对话形式的滥用。作者经常连续好几行排列仅改几个字的相同句式，或将一句话可讲完的，用问答式分成几句来讲。这种现象在前几卷尤甚。如第六回，写长老欲为徒弟飞唤改个法名，师徒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音不同形的 “非幻”二字。就这么两句话可讲完的事，作者足足铺排了一页：“只见那两只手儿里俱是那两个字儿，俱是一般儿呼，俱是一般儿写； 俱是旧法名的一般儿呼，却不是旧法名的一般儿写。还是两个甚么字，俱是一般儿呼，俱是一般儿写； 俱是旧法名的一般儿呼，却不是旧法名的一般儿写。原来是……”此种绕口令式的文字，使小说显得呆板庞杂，影响了可读性。
 《西洋记》略富谐趣，有些堪称可取，如几位公公的插科打浑，浅俗中寓有较深刻的社会讽刺意味，但也有些是既无聊又蹩脚的 “噱头”。如第三十六回，爪哇国番王听说五百名鱼眼军被明朝将士一刀两段砍成一千个了，竟然说：“若得他转世，到还是对合子利钱。”第八十五回写王明摸不到他的刀，就 “放出声气来，嗄嗄的大笑三声，……心里又说道： ‘人人都说笑里藏刀，我笑了三声，偏不见个刀在那里？”这种 “幽默”,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当然，《西洋记》在艺术上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有些战事写得还是较有特色的。如收服金莲宝象国和爪哇国的经过，情节都颇复杂，时有出人意表之波折。在金莲宝象国，眼见得姜金定多次被砍杀下马，剁成肉泥，宝船上正欲庆功论赏，其体遁行逃去的金宝已又上门讨战。好不容易杀下金定的威风，却又被盗宝下凡的金定师父羊角大仙缠上。及长老请下天尊收归羊角仙，众人以为大功已告成，偏偏得到其师锦囊妙计的姜金定又来作恶。几经周折，终于收服该国扬帆上路，却不料不甘认输的三太子早又在前方埋下伏兵。真可谓波平澜兴，险象丛生。收服阿丹国的经过也颇富戏剧性。元帅夜来宴请长老、天师和王爷，席中自己突然染恙告退，却再三派人出来告知病情和挽留客人。至天明，忧心忡忡的二位老爷才知元帅已于昨夜三更进了阿丹城，如今正大排庆功筵宴。这个 “掩袭之计”,不仅蒙住了书中的三位老爷，也瞒过了读者，因而收到了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再如夜不收假扮王神姑，一举擒拿爪哇国总兵和番王 (第44回); 王明装成测字先生，面见番王说凶吉，不动一刀一枪就收服了古俚国(第61回);唐英夫妇利用银眼国国王猜疑的心理，施以离间计，除掉劲敌百夫人 (第82回)。这样一些战略战术，都堪称神秘莫测，出奇制胜，又令人感到合理真实，自有其独到之处。
 《西洋记》篇幅颇巨，情节安排上却较注意前后的互相照应，时有伏笔。如第廿回写船队刚出征，军士李海就不幸坠海； 第九十三回，马欢为三宝老爷圆梦，指出夜明珠 “一颗在李胡子处”。至第九十七回，船队回朝路遇李海，喜得夜明珠，照应了前面埋下的两次伏笔。这个情节跨了大半部书，由此可窥作者之匠心。又如第五十八、五十九回，国师收服金毛道长，超度碧水神鱼，并将撒发国君民尽数收入凤凰蛋中以避三年大难。这些情节，都在第九十四回中应接了结。象这样一部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时空跨度极大的长篇巨篇，能做到头尾相应，有条不紊，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事。
 与众多优秀的古典小说相比，《西洋记》只能称一部平庸的作品。但由于它为后代读者提供了较丰富的地理、历史知识，并保存了不少民间传说资料，因而自有其他作品无法替代的研究价值。同时，阅读这部小说，人们亦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明中后期腐败的社会现实和郑和下西洋之事在当时的影响和流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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