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撑作用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对全省社会能否稳定、经济能否繁荣、人民生活能否改善关系密切，作用无可替代。从1949—1956年，这一阶段是改革前辽宁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段。粮食产量不断上升，从1949年的465.3万吨增长到1956年的743.2万吨，主要经济作物及副食品如棉花、油料、蔬菜、水果、猪羊肉都呈迅速发展趋势。由于农业的全面丰收，“一五”期间城市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得以顺利开展，社会繁荣稳定，城乡居民生活都得到很大改善。到1957年，全省有80%的农民生活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农的水平，农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城镇全民职工的平均工资由1952年的549元上升到1957年的749元，增长36.4%，年均增长6.3%。而从1958年—1962年，由于天灾人祸使农业生产遭到空前打击，粮食由700万吨迅速下降到460.2万吨，主要经济作物及副食品也大幅度下降，随之而来的便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有的地方因饥荒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城镇大量压缩职工，工业生产大幅下降，消费品奇缺，人心惶惶，社会很不安定。从1963—1965年的调整时期，由于农业走向恢复性回升，城乡居民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消费品供应增多，城乡呈现出短暂的繁荣景观。及至进入“文化大革命” 时期，直到改革前，由于农业的总体徘徊、单打一畸形生产、高征购 (以高出全国水平1倍的征购率)、严重的剪刀差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农产品供给长时间短缺，市场萧条，农民生活较调整时期明显下降，在温饱线上徘徊。城市居民工资收入十多年基本没有增长。尽管每年要从省外调入15亿公斤左右粮食，几万吨猪肉，居民仍然长期停留在“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三斤大米、四斤白面” 的生活水准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迎来的80年代前半期农业丰收才从根本上结束了这种局面。随着粮食、经济作物和各种副食品的全面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从1980—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73.0元增加到485.7元，增长77.9%，年均增长率达12%以上，扣除物价增长因素，也在6%以上。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由466.7元增加到647.3元，增长38.7%，增长率达6.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在3.8%左右。居民生活全面改善，市场空前活跃起来，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供应丰富起来，城乡产品交流扩大起来，城乡社会同时繁荣起来，人心安定向上。然而，进入80年代中后期，由于农业歉收徘徊，由农产品引发的市场物价迅猛上涨，于是出现了1980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但另一方面由于副食品生产增加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经济总体上处于发展态势，向社会提供产品逐步增加，加上治理整顿工作，所以通货膨胀很快被遏制，人心逐渐稳定。除少数品种外，市场消费品供应总体上趋于丰富繁荣。到了90年代，随着农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阶段，粮食和许多重要农产品大幅度增加，蔬菜、果品、肉类从品种到数量都连年大幅增加，农业实现了根本性突破，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壮大，可提供产品的领域和数量进一步扩大，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既扩大了农业的天地又开拓了城乡的新就业渠道，在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不景气甚至每况愈下的形势下，为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进一步繁荣、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社会安定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从1990年到1996年，辽宁的粮食、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乡镇企业产值分别由1 494.7万吨、861.3万吨、111.3万吨、107.3万吨、90.4万吨、456.9亿元增加到1 660.1万吨、1 438.6万吨、248.0万吨、258.0万吨、255.1万吨、4222.6亿元，依次增长11.1%、67.0%、122.8%、140.4%、182.2%、824.2%。正是这些巨大的物质基础对全省经济和社会起到了支撑稳定作用。1993年到1994年，辽宁物价指数虽然升幅较高，但市场稳定，人心稳定，更没有出现1988年那样的抢购风。除了人们对物价波动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业形势好，农村形势好，市场供应充裕。物价的涨幅也就很快回落。1995年辽宁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1997年又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但人们不恐慌，市场供应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最根本的原因也还是农业农村经济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农村这一块稳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