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社教与“文化大革命”再次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解决社队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社队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矛盾问题， 藉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从1963年6月起到1966年， 省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和统一部署， 曾先后抽调3.5万名脱产干部， 组成工作团， 深入25个县、区， 集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简称 “社教运动”，也叫 “四清运动” (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与此同时， 全省各地农村也开展了面上的社教运动。
在3年时间里， 全省的运动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试点和初步展开。1963年6月， 省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 在临潼县行者公社进行社教试点，拉开了全省农村社教运动的序幕。稍后， 中共中央西北局也在蒲城县的三合、翔村两个公社进行社教试点。在此基础上， 各地农村社教运动逐步展开， 到1964年6月， 全省已进行了两期， 开展运动的社队分别占到社队总数的31.1%和33.7%。
第二阶段， 全面展开。1964年7月， 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全会，传达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在检查和总结前段运动的基础上， 又对社教运动重新作了部署。会后根据新的部署， 全省共抽调3万名干部， 集中在长安、延安、西乡县和西安市阿房区等4个点开展了系统社教， 其中进驻长安县的社教工作团的脱产干部就有1万多名， 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5个月之久。当时， 省委有8位常委 (其中4位书记) 到基层蹲点， 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也在长安县一个大队蹲点， 亲自参加和指导运动。此后， 又先后在石泉、蓝田、临潼、千阳等十多个县继续进行，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停止。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各点在具体做法上虽有一定差异，但其基本做法却是一致的， 大都按照以下几个具体阶段和方法进行：
(1)调查摸底， 掌握情况， 宣讲中共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两个 《十条》， 进行 “阶级、形势、矛盾” 的教育， 同时通过 “忆苦思甜”、请三老 (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 讲三史 (村史、社史、革命斗争史) 以及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办法，发展群众， 重新组织阶级队伍， 大揭阶段斗争盖子。
(2)发动群众开展 “四清” (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物资， 后来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动员干部 “洗手洗澡”， “放包袱” (即自己主动检查交代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 “四不清”问题), 并对查出的问题逐件落实， 对号入座， 号召“公物还家”， 组织退赔。
(3) 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开展对敌斗争， 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 在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方搞民主革命补课。
(4)进行组织处理， 整顿农村基层组织，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动员重新调整后的各级领导班子， 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制订规划， 提出措施， 巩固社教成果， 发展农业生产，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虽然解决了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 （如财务管理混乱问题）, 教育了一些干部 (如纠正干部中存在贪污多占、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等), 但是， 由于指导思想上贯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并错误估计形势，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因而各地都曾发生过相当程度的扩大化， 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把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 把本来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纠正。特别是从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以后， 运动中的 “左” 倾错误发展得更为严重， 以致造成了很大危害， 主要是：
(1) 打击伤害了一大批干部。以长安县为例， 县委书记被说成是支持 “四不清” 干部闹翻案的坏人，一位副书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公社党委书记和党员社长中， 性质严重的占36.4%, 问题多的占23.2%。农村党支部书记中， 地富反坏分子占3.7%，性质严重的占26.7%, 问题多的占28.4%。因此， 公开宣布一半以上的干部有严重问题。全县正副区委书记受处分的面占58%, 公社正副书记受处分的面占45.4%。800名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2%。这样大的处理面， 一度弄得干部人人自危， 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在运动中，搞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致使有些人在批斗中遭到打骂、体罚， 有的甚至被逼自杀。长安、西乡、延安三个点上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 死亡364人。就是社教工作团 （队）本身， 也存在着过火斗争的问题。仅长安社教工作团统计， 受各种纪律处分的工作队员就有139人， 其中开除工作团的34人， “三开” (即开除工作团、党或团籍、公职) 的9人。
(2) 整了一部分群众。在3年暂时困难时期，有些地方特别是边远山区， 有意无意地放宽政策，多给予农民一些 “小自由”。这本来是渡过暂时困难的一种特殊办法， 但在运动中却被视为瓦解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 而加以彻底批判纠正。长安县就把一些带领多余劳力出外搞副业的人， 不加区别的当作 “黑包工头” 和 “投机倒把分子”予以批斗和处罚。延安县集中批判了一部分人的所谓 “留恋新民主主义秩序， 强烈地追求个人发家致富” 的问题， 坚决纠正扩大自留地、自留羊、自留树、包产到户、副业单干等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西乡县则本着 “寸土不让” 原则， 彻底解决所谓自留地、饲料地、开荒地的问题， 要 “先交思想、后交地，干部、积极分子带头交”。这样做， 表面看来是在维护集体经济， 实际上是不顾暂时困难时期的特殊情况， 随意上纲上线， 挫伤了一部分群众摆脱困境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3)错补定了一批地富成份， 混淆了阶级界限。在所谓民主革命补课中， 不顾全省多数地区土地占有比较分散的实际情况， 硬套 “地主、富农约占农村总户数8%” 的框框， 补定了一大批所谓 “漏网地主、富农”。据统计， 全省共补定地、富成份58 865户。其中长安县补定的地主、富农户数比土改时增加了162倍； 因家庭补定为地主、富农而被当作地主、富农分子清除出党的党员152名， 开除公职的干部493名。延安县是1935年进行土改的，当时定的地主、富农已占农村总户数的7.8%, 时隔近30年， 这次社教又补定地主、富农52户， 新富农7户。西乡县土改时定的地主、富农已占总农户的7.81%, 这次也补定了 123户。凡补定为地主、富农的户， 多余的房屋和其他财产一律没收。这些补定的地主、富农， 其实绝大多数是小土地出租者、上中农， 有些还是中农。这样混淆阶级界限， 就严重地损害了劳动农民的利益， 影响团结群众的大多数。总而言之， 以上这些， 都给农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一系列的副作用， 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结果不仅未能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反而给集体经济制造了新的困难。
1966年5月， 爆发了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 “文化大革命”。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全省就有不少地方发生了翻四清的案、揪斗社教工作队的情况， 农村局势开始出现混乱。
1967年1月， 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同样也迅速波及到公社、生产大队和部分生产队， 使全省许多社队干部受到很大冲击， 有的 “靠边站”， 有的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判和斗争， 农村相当一部分基层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 加上出现的派性斗争， 导致农村局势更加混乱。
“文化大革命”期间， 还开展所谓的“革命大批判”， 大批“三自一包” (即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批“物质刺激， 工分挂帅”， 批“副业单干”， 批“唯生产力论”等等。实际上， 越批“左”倾思潮越膨胀， 越批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越严重， 越批社员越没有积极性。
不仅如此， “文化大革命”还冲击了公社制度，不少地方还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 限制家庭副业和从事集市贸易， 等等。
这一时期， 尽管广大农民自发进行了种种抵制，党中央也曾采取了一些约束措施， 但 “文化大革命”对农村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却是非常巨大的。全省粮食、油料连续3年减产， 粮食总产由1965年的61.25亿千克下降到1968年的48.55亿千克， 油料总产由1965年的5.47万吨下降到1968年的3.56万吨； 棉花连续4年减产， 总产由1965年的11.465万吨下降到1969年的7.285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