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的一个考察——以说话为主体的诗传具有的意义》

西村富美子（京都大学）撰，初载《中国文学报》 (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编集，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第十九册(1963年10月)。论文介绍国外对《韩诗外传》研究的情况，首先提到日本江户末年汉学者岡本保孝曾撰《韩诗外传考》（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藏），而后又谈到欧美方面，1920年海陶玮曾发表题为《〈韩诗外传〉 〈三家诗〉》的论文，从不同方面对《外传》发表了卓见。在此基础上，论者从《外传》的一个侧面，把它作为“说话集”，来对它的内容加以分析考察，并从正史所载《外传》著者韩婴的传里得到启发，对《外传》成书提出假说，以探讨该书的本质。论文首先对现传《外传》的版本进行了考察，讨论了四个问题。1.卷数的增加。认为：如果考虑到现存《外传》从卷七至卷十大体每卷是完整的，而且卷七以后诗句散佚的章段急增，那么，可以认为卷七以下是“拾遗”的形式，是后人补编的。2.可以想象，隋以后十卷的《外传》，与现行的诸本只是卷数相同，而内容不同。3.从其他书籍引用的《外传》遗文，以及见于别的书里作为《外传》引用的情况来分析，不能认为《外传》只有现行的这一种本子。4.其它书籍里引用的现在《外传》的逸文，之所以出现这样多的逸文的原因，可以说只是由于《外传》采用章段构成、各章段独立、其间并无联系这样一种形式。接着，论者谈到，《韩诗外传》能够经二千年的漫长岁月而流传至今，其主要原因不能从《外传》是三家诗中最出色的这一内容方面来推定，它作为与《诗经》有关的书籍价值并不高，相反，如果从《外传》的一个侧面，即它具有“说话性”这一点来推定则更为恰当。论者使用“说话”一词，不是取“宋代流行的一种特殊文学体裁”的意义，而只不过是采用“辑录各种故事”的意义。《外传》与《国语》、《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书不同的地方，它不象《国语》等书那样，出现的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事件是为讲述其人的业绩而多方设置的，其中描写活跃的主人公，要制造他的偶象，而《外传》里的各种事件，是以各种登场人物来讲述的。其中心归根结底是事件，人物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更好，但稍有出入也不那么要紧。总之，《国语》等书是讲“怎样一个人”对各种事件的处理方法，而《外传》讲的是对各种事件“某个人”的处理方法。在“作为说话集的《韩诗外传》”的题目下，论者谈到，在《外传》约三百章段中，过半数是与从三皇五帝时代到春秋战国（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性事件有关的故事。将全部故事从“人”这一观点来看，可分为三类：圣人、贤者的代表者与纣、桀等昏君；不出现特定人物的名字而由特定名词来讲述的哲学论；生物的出现。从事件的角度来分析，主题大体分为四种：即人主形象，君臣关系，家族间的忠、孝、礼；以道、学、德、礼、仁为主题的哲学论。总的来说，《外传》总体的特点，是将平易近人的故事与精神价值高的主题、有时是与难懂的道理结合起来，而且这种结合，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作为王者应有的形象”进而“作人的理想形象”这样的方向。借用《外传》的话来说，前者是“王者”，后者是“圣人”、“君子”，而且这些词句在《外传》中使用频率最高。《外传》并不直接说明诗的原义，不能说是“一义的诗传”，但另一方面，它对于诗歌，不将自己所持的固有观念强加于人，由于谈到了诗句所具意义广泛的方面，作为一种注释、展示某种界限的材料，又是能够承认其特殊意义的。继而，论者提出假说，认为《外传》当初是以某一个人为读者而编写的。在“韩诗外传的成书”的标题下，根据《汉书、儒林传》中的韩婴传，韩婴在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论争，由此重新考虑《外传》的意图与性质，那么，《诗经》专家韩婴为了完成太傅的任务，虽是断章取义，但运用最得意的《诗经》来进行教育，是极自然的，因而，成书当初《外传》的读者，便可以假定为刘舜（常山王）。论者的结论是：以说话为主体、兼备诗经学的王侯教育书，这就是《韩诗外传》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