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文辞》

北宋周敦颐作。“载道”本是周秦儒家旧有的观念，齐梁时刘勰也有“宗经”、“征圣”、“明道”一类主张，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提出“志乎古道”(《题欧阳生哀辞后》)，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周敦颐在《文辞》中则标出了“文以载道”的旗帜。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作者的“文以载道”说发表了理学家在文道关系上最初的倾向性意见。本文把“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说成“艺焉而已”，表现出重道轻文之意，也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与古文家的看法有着原则性的分歧：第一，古文家虽重道，却也重文，韩愈说过“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答刘正夫书》)的话，欧阳修更提出了文道并重的观点，与作者轻率地贬低“文”不同。第二，所使用的“文”与“道”的概念内涵也不同。古文家的“文”指的是词章，是作品的艺术性，“道”实质上是指文章内容的思想性(与其口头标榜的“古道”并不相同)；作者所谓“道”，则是指身心性命义理之学，而“载道”之“文”，则成了语言文字之“文”，成了仅仅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不过，作者还看到文辞“美则爱，爱则传”，没有否认它的修饰语言的功能，所反对的只是“徒饰”而已。他的弟子程颐变本加厉地提出“作文害道”的观点，并发挥了“有德者必有言”的传统偏见，就更走向了否定文学的极端，道学家所说的“文”也就丧失了全部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