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日本文学

据《古书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和迩吉师(《日本书纪》作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四月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引用了出自《论语》的“以和为贵”“使民以时”，说明《论语》与日本文化结缘甚早，奈良时代编纂的《养老律令》规定《论语》与《孝经》同为大学寮各科兼习的必读书籍，据称课文用的是郑玄注《论语》和何晏注《论语集解》。现存汉籍目录、平安朝初期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除录郑注(一○卷)、集解(一○卷)外，还载录了陆善经注《论语》（六卷）、皇侃撰《论语集疏》(一○卷)、褚仲都撰《论语疏》(一○卷)、佚名氏《论语》（六卷）、《论语义》（一卷）、《论语音》（一卷）、《论语弟子录名》 （一卷）、《论语私记》（三卷），可知《论语》在当时已颇为流行。《枕草子》（前田本）说：“文则《文集》(《白氏文集》、《文选》、《论语》、《史记·五帝本记》)”，将《论语》列为文章典范。在平安朝中期到鎌仓时代初期出现的金言集中，从宽弘四年(1007)源文宪《世俗谚文》以下，鎌仓初期藤原良经的《玉函秘抄》、藤原孝范的《明文抄》、芝原为长的《管蠡抄》等，都载有出自《论语》的金言佳句。室町时代还出现了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讲述《论语》的《论语抄》。在《源氏物语》、《徒然草》、《太平记》等古典名著中，都可读到引用《论语》的语句，江户时代甚至川柳中也有《论语》语句的变形。在日本流传的《论语》，起初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主，它作为博士家的传统学问世代相传。以后五山禅林盛行宋学，《论语》也由古注转为新主，朱子的《论语集注》取得主导地位，研究《论语》的著述渐多，江户时代幕府提倡儒学，有关《论语》的书种类极多。参阅新美保秀《影响日本文学的〈论语〉》(《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报告》六，1955,10)、新美保秀《日本读到的〈论语〉经本的注解系统考察数例》(《汉文学会会报》一七，1957,6)、新美保秀《写在我国古传〈论语〉释文的性质与价值》(《日本中国学会会报》九，1957.10)、远藤光正《见于金言集的〈论语〉的精神》(《斯文》六六，1971,8)、服部宇之吉《祭祀孔子的神社》(《斯文》一○——一二，1928,12)、增田欣《〈太平记〉 与〈论语〉》(《富山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二○,1972,2)、宇田尚《儒教给予日本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文学里的儒教思想》(东洋思想研究所，193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