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行》

曹操

关东有义士_①，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_②，乃心在咸阳_③。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_④。淮南弟称号_⑤，刻玺于北方_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注释】 ①关东： 指函谷关以东各州郡。②盟津： 即古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曾在这里与八百诸侯会盟。③乃心： 其心，他们的心。咸阳：原为秦国的都城，在今陕西咸阳东，这里借指董卓挟持汉献帝所迁的都城长安。④嗣还(xuan旋)：其后不久。⑤淮南弟：指袁绍堂弟袁术，他于建安二年(197)在淮南(今安徽寿县)自称帝号。⑥刻玺(xi洗)：指袁绍私刻玉玺，立刘虞为帝。玺：皇帝的印。

【诗大意】 关东各州郡的义军，兴兵讨伐董卓一群凶残的党羽、原本期望会师盟津，志在直捣董卓所控制的长安。然而，诸军会合，兵力不能统一，互相徘徊犹豫，列阵观望不前。彼此争权夺势，不久就自相残杀起来。袁术在淮南寿春自称帝号，袁绍在北方私刻玉玺，谋立幽州牧刘虞来做皇帝。连年战乱，铁甲里都生了虮虱，百姓大批死亡。白骨暴露在荒野上，千里之内听不见鸡鸣。百姓们百人之中只剩下一个活着，想起这些就要痛裂肝肠！

【赏析】 《蒿里行》大约作于建安二年袁术称帝至建安五年曹操击败袁绍之际。所谓“蒿里”，古人认为是人死后魂魄所归之处。《蒿里行》是古代用于殡丧的挽歌，属乐府《相和歌辞·相和曲》。曹操这首《蒿里行》则是他作为一位反对董卓乱政、军阀混战的政治家对时世动荡不安、百姓死亡惨重的同情和哀挽。这种思想感情，在他的一些令文中也时有流露，如建安七年《军谯令》讲：“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蒿里行》所抒写的内容与此完全一致。

此诗前面十句写凉州豪强军阀董卓篡权乱政后，全国动荡不安、急剧恶化的政治形势。“关东”四句，交待了初平元年(190)春，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路义军，兴兵勤王，讨伐董卓“群凶”，当初兴兵的目的是勤王护国，复兴汉室。诗一开始即标举关东诸军为“义士”，直斥董卓一伙为“群凶”，突出“义士”与“群凶”的对立，正气凛然地表明作者的褒贬态度和政治倾向。起笔高屋建瓴，爱憎分明。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董卓至京，凶暴残杀，致使“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诗中斥其为“群凶”，堪称史家之明断。作者以“会盟津”的现实纪实与武王伐纣的历史典故巧妙结合，暗示出讨伐董卓犹如武王伐纣，实为正义之举。而“初期”，“乃心”，只是表达作者主观意愿的一种虚拟之词，预伏了后面生变的危机，这正是一种欲抑先扬的写法。“军合”六句，笔势陡转，揭露讨逆义军各怀异志，自相撕杀，使整个中原陷入军阀割据混战之中。史载袁绍畏惧董卓兵强，持疑不进，而其它“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大失所望，“窃为诸君恥之。”(《三国志·魏书 · 武帝纪》)“军合”二句诗写踌躇雁行，列阵观望，军力不能统一，就是指的这一史实。“势利”二句，写关东诸军都想借兼并别人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演出了自相火并的闹剧。据史书记载，当时刘岱杀死桥瑁，袁绍胁迫韩馥让出冀州，把冀州牧抢在手中，并联合刘表对付与己不和的袁术、公孙瓒。所谓兴义兵、讨逆董的勤王之举，就如此滑稽地流产了。诗中所写的一“争”、一“戕”，对军阀的野心做了尖锐讽刺，可谓诛心之笔！ “淮南”二句，只是一种客观叙述文字，从表面似乎看不出作者的褒贬态度，然而，这两句上承“势利”二句的一“争”、一“戕”，就使这两句客观叙述文字蕴涵着作者的一种冷眼旁观的蔑视和鄙夷，可以说是以冷蔑之笔鞭挞了所谓义军“盟主”的袁绍及其兄弟袁术割据称帝的野心：袁术想自己做皇帝，袁绍想扶植一个傀儡皇帝，号令天下。他们跟董卓堪称一丘之貉！诗人在这里鲜明地表示了反对割据分裂的政治立场。这部分重在叙述时事，从汉末社会大动乱的角度，摄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加以概括，以讨逆始，以自戕终，活画出一幕历史丑剧，将论断与褒贬寓于叙事之中，艺术容量极其深厚。作者叙写时事，真实、严谨，将诗家的纪事感怀与史家的秉笔褒贬结合起来，显示着作者政治家的见解和风度，气魄宏伟，笔力雄健，与《诗经》二雅政治讽刺诗的抨击时政、慷慨激切的精神一脉相承。

“铠甲”六句，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军阀割据混战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表达了对民众苦难的伤悼。“铠甲生虮虱”的细节描写，既写出农民被征从戍，不得休息，又暗示出战争连年不断，是造成“万姓以死亡”的原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细节描写，正面描述百姓流离死亡的灾难，为“生民百遗一”的概括叙述，提供了一幅生民涂炭、惨不忍睹的画面，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为军阀混战的罪恶提供了异常真实的“罪证”。经过“铠甲”、“白骨”这一番形象的描述和铺垫，最后逼出了诗人“念之断人肠”的伤悼之辞，不可遏止地抒发了作者强烈的哀挽与悲愤的激情。这六句写得质朴真实，形象生动，感人肺腑，与《诗经》风诗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颇为接近。

总之，《蒿里行》是一首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艺术传统，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作品，现实性极强，前人称它是“汉末实录”(钟惺《古诗归》)是很恰当的。此诗前半基本以“赋”的方式叙述，诗句概括、简朴，但形象性稍差，后半白描勾勒，形象感人，乐府情味较浓。全诗慷慨雄劲，悲壮苍凉，很富有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