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真伪

《离骚》为屈原所作，这本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的《离骚赞序》、《汉书·艺文志》、王逸的《楚辞章句·离骚经序》等早期权威性的文献都记载得明明白白；齐梁时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辩骚》中更明确指出：“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所以从汉代至清代的二千年来，尽管人们对《九歌》、《九章》、《天问》、《远游》、《招魂》等其它楚辞作品的真伪问题时有争论，而《离骚》为屈原所作则是一致公认的。可是，从本世纪初到八十年代，在学术界却出现了三次“屈原否定论”，并进而否定《离骚》为屈原所作，从而引起了有关《离骚》真伪问题的讨论。《离骚》真伪的第一次论争导源于廖季平、胡适、何天行、卫聚贤等人。他们打着所谓“疑古”的旗号，首先怀疑屈原其人的真实性，从而怀疑《离骚》等楚辞作品为屈原所作。1920年廖季平著《楚辞新解》，宣称“屈原并没有这个人”，而《离骚》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1922年胡适发表《读楚辞》，提出“屈原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从而否定了《离骚》为屈原所作这一事实。1938年上海出版《楚辞研究》，收入了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丁迪豪的《离骚的时代及其他》与何天行的《楚辞新考》等文章，集中宣扬了所谓的“刘安作《离骚》论”。1948年，何天行的文章又扩充为《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全面论证了他的《离骚》为汉代刘安所作的论点，以上谬论，受到了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岑仲勉以及廖季平的弟子谢无量和胡适的弟子陆侃如等人的批评。是为第一次关于《离骚》真伪问题的论争。第二次争论发生在五十年代初。1951年，朱东润先生又在《光明日报》学术专刊上连续发表《<离骚>的作者》、《<离骚>以外的屈赋》等四篇文章，力图证成《离骚》的作者不是屈原而是刘安，于是又引起了第二场《离骚》真伪问题的讨论。郭沫若、林庚、姜亮夫等人都从正面进一步确认了屈原其人及其《离骚》的真实性。第三次争论从六十年代开始，日本的一些学者又重新提出了这一争议，陆续发表了一批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铃木修次等教授主编、有二十多位教授、副教授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这部被誉为“代表了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最新成果”的著作，对屈原及其作品都提出了全面的怀疑。他们认为屈原的存在只是一个传说，而楚辞“则是围绕着屈原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其中“《离骚》不是一篇由屈原这个特定人物为表达个人心情而创作的作品”，而是“经过古代多数诗人之手，一点一点地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国内学者与日本学者关于屈原及《离骚》等作品真伪问题的讨论是从1983年《重庆师院学报》第四期译载日本学者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稻田耕一郎的《屈原否定论系列》等文章开始的。而到了1984年端午，由四川师范学院主持举行了全国性的屈原问题讨论会，把这一讨论引向了高潮。无论是廖季平的《离骚》为秦博士所作说，还是何天行、朱东润等的刘安作《离骚》说，抑或是日本学者的《离骚》为多数人加工而成的民间歌谣说，他们的理由都是极其轻率和肤浅的。如廖季平的《离骚》否定说的理由就是：《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乃“是秦始皇的自序”，而全篇则是“始皇的方士所拟的《仙真人诗》。”对此，郭沫若从三个方面加以辨正。首先，楚与秦有着共同的祖先“高阳氏”，并以此驳了廖的“秦始皇自序”说；其次，又以始皇嬴正讳“正”这一特点，结合《离骚》中有“名余曰正则”句的事实进一步补充了上说；第三，从南北文化不同特点来证明《离骚》不可能为秦博士所作。其它论点都不值一驳。具体可参看闻一多《廖季平论“离骚”》(见《神话与诗》)、郭沫若《屈原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