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补之

渔家人言傲， 城市未曾到。

生理自江湖， 那知城市道。

晴日七八船， 熙然在清川。

但见笑相属， 不省歌何曲。

忽然四散归， 远处沧洲微。

或云后车载， 藏去无复在。

至老不曲躬， 羊裘行泽中。

晁补之《鸡肋诗钞》中有《补乐府三首》，《渔家傲》即其中之一。所谓“补乐府”，其实便是乐府诗。补者，补缀承续也。这表明作者意欲直接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和唐代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写作方法。因此，这首《渔家傲》“因事立题”，述写世事，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

看诗题，便知此诗是描写渔家生活的。自古以来，渔家之困苦艰辛，人所共知。他们既备受生活煎熬，还得顽强地与大自然拼搏，成年累月地经受险风恶浪、出生入死的考验。在作者出生前一年谢世的范仲淹，对此便深有体会。其《江上渔者》一首，满怀恻隐之心。然而晁补之这首诗，却丝毫不见此种情景，有的却是欢歌笑语，完全是别一种情调。诗人笔下的“渔家”，行舟江河，傲放湖泽；逍遥自在，悠闲自乐。他们既不为名利所动，亦不因权贵折节；超然物外，远离尘嚣。显然，这是一种非现实的“渔家”生活，其中无疑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含蓄蕴藏着他寄情山水、归隐湖泽的志向。

诗的前四句首先点题： 先写“渔家”性格之孤傲，复写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谋生之道。诗中“城市未曾到”、“那知城市道”二句，看似文义重复，实质上乃是为了强调这些“渔家”非一般意义上的渔民，他们不是不能、而实是不愿与城市结缘，以致身惹红尘。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任何渔民未必一定不去或根本未曾想去见识一下车马喧嚣的城市。诗人之所以强调这一点，选择这样的“渔家”落笔，刻意经营，备加颂扬，应该说大有其深意在。尤其是一个“未曾”，一个“那知”，充满了感情色彩，表现的是一种对“城市”不屑一顾的神态。

诗的中间六句，具体而微地描写了渔家生活和山水之乐。晴日里，七八条小船游弋清波，汇聚川上。时听笑语相属，但闻欢歌互答。待到暮色降临，渔舟归散，烟波江上，唯见远处的绿洲正隐约浮沉于一片微茫。诗人描绘的这一幅渔家行乐图，可谓动静相间，意态悠闲；诗情画意盎然，字里行间，令人神往。很清楚，这六句诗不只补缀上文，细写“渔家生理”，其实亦揭示了“渔家”“城市未曾到”、“那知城市道”的原因，并隐隐透露了诗人企慕自然、不愿缚于尘网的消息。因为有如此自在的去处，又何恋“城市”之有！

最后四句托物言志，总摄全文，借彼“渔家”之口，写己心中所思。看到这里，读者会恍然大悟： 原来，诗中所描写吟咏的“渔家”，根本不是一般的江泽渔民、山野村夫，而是遁迹江湖，隐名埋姓，愿终生以渔钓自乐的隐士。这样的隐士，实际上乃是诗人自己。

诗人采用了以我写彼、以彼显我的互透法。在一片扑朔迷离的物象中，最后这四句诗连用了三个典故；倘深入而观，则其庐山真面遂兀现于读者眼前。后车，语出《诗经·小雅·绵蛮》：“命彼后车，谓之载之。”郑笺：“后车，悴车(按： 即副车)也。《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与作者同时的欧阳修，其《哭圣俞》诗云：“河南丞相称贤侯，后车日载枚与邹。”“河南丞相”乃钱惟演(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丞相);枚指枚乘，邹指邹阳。枚、邹均汉代著名文士，二人曾为梁王幕客，极为梁王所知赏，待如上宾。欧诗用以喻梅圣俞，言其游宴交往者皆才学之士，均具相当社会地位。晁补之引用这个典故，意欲说明“渔家”无意功名富贵，主动逃名避世。诗中的曲躬，即弯腰行礼，引申为屈身事人。典出《晋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浮沉于宦海，诗人意欲何为？诗的末句“羊裘行泽中”，点出了归隐思想。羊裘，用后汉高士严光事。据《后汉书·严光传》：“光武即位，(光)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𫅪，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却终不为谏议大夫。又据《淮南子》：“贫人则夏被葛带索，冬则羊裘解扎。”在诗人的心目中，作一个逍遥于山水之间的贫士、隐士，远胜于在“城市”的达官贵人。这种思想既是消极，又是积极的；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曲折反映。

通观全诗，写来洒脱轻快，形象鲜明，笔致活泼，语言浅显通脱。诗以口语出之，间以白描勾勒。全诗凡六转韵，音调和谐，过渡自然；谋篇有方，立意高远。其颇具民歌风味的艺术特色，足见乐府歌辞之源远流长。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余观《鸡肋集》，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近人陈衍亦曾说：“晁、张(耒)得苏(轼)之隽爽，而不得其雄骏。”若以此诗观之，亦可见其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