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言报》事件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军阀和反动统治者镇压进步报刊发生报案。《昌言报》于1919年3月创刊于山东济南，是安福系的喉舌。“五四”运动爆发时，安福系在山东的势力很强，他们利用《昌言报》诬蔑学生运动。该报在社论《对省当局进一言》中指责学生“不宜干涉外事，荒废学业”，攻击省长沈铭昌“任学生操纵驱使，滋生事端，似应退位让贤”。1917年7月21日上午，济南群众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约有一千多人参加。小学教员郭雨臣当场登台演说，拍桌击案，痛斥《昌言报》的种种谬论，疾呼誓死不看《昌言报》。台下群众齐声呼应，有人大声倡议：“我们质问《昌言报》馆去，好不好？”这个提议当即得到人们的赞同。参加大会的群众即组成强大的游行队伍向《昌言报》馆进发。一些群众闯到楼上编辑部把《昌言报》经理张景云、主编薛惠卿等绑着串成一串，牵到街上游街，观者如云，大骂“卖国贼”，有的人跑去打他们耳光，有的人取来纸张，写上“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这些反动报人的身上。押送反动报人的队伍到达省署时，警察厅长宋德玉威胁群众：“你们这样干法，不是要造反吗？”人们高呼：我们先打倒宋贼！宋德玉见势不好，慌忙逃走。省长沈铭昌在大堂和群众代表见面，勉励大家的爱国热情，派出卫兵把《昌言报》的反动报人押往审判厅。由于这些人有安福系作后台，审判厅很快释放了他们。《昌言报》报馆被砸，极大地鼓舞了济南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紧接着全市举行了三天的罢市、罢课、罢工斗争，使济南的爱国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安福系督军张树元7月22日召开了军警首脑的重要会议，部署了大反扑的方案，会后逮捕了群众领袖朱春祥、朱春涛、马春生，这三人均惨遭杀害。

《昌言报》事件

1919年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中，军阀和反动统治者镇压进步报刊的一个报案。《昌言报》于1919年3月创刊于山东省济南市，是安福系的喉舌。安福系得名于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设立的安福俱乐部，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派系，段祺瑞是安福系的头子。五四运动爆发时，安福系在山东的势力很强，山东巡抚张权抗，岭南镇守使兼城防司令马良，警察厅长宋德玉都是安福系在山东的干将。但是，山东省长沈铭昌对待爱国群众的态度比较缓和，遭到张权抗等人的反对，他们利用《昌言报》攻击沈铭昌，诬蔑学生运动，该报在社论《对省当局进一言》中指责学生“不宜干涉外事，荒废学业，并攻击沈铭昌“任学生操纵驱使，滋生事端”，似应退位让贤”。当时济南报纸很多，大部分都站在爱国群众的立场上，对学生运动给予鼓励和支持，只有日本人办的《济南日报》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诋毁学生运动。《昌言报》等与《济南日报》一个鼻孔出气，自然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1917年7月21日晨9时，济南群众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约有一千多人参加。小学教员郭雨臣当场登台演说，拍桌击案，痛斥《昌言报》的种种谬论，疾呼誓死不看《昌言报》。台下群众齐声呼应，有人大声倡议：“我们质问《昌言报》馆去，好不好？”这个提议当即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参加大会的群众即组成强大的游行队伍向《昌言报》馆进发。《昌言报》馆设在济南城内芙蓉街西花墙子路西楼房，距省议会很近。游行队伍涌进报馆后，正好迎面碰上安福系在山东的支部代理人、《昌言报》的实际馆主张谦斋。群众问他是什么人，张说：“我是报馆法律顾问。”代表质问他：“报上为什么攻击沈省长？”张狡辩说：“民国宪法，规定保障报社言论自由，谁也不得干涉？”群众代表又质问他：“你们为什么谩骂学生爱国运动？你们依赖日本，出卖祖国，应作何解释？”对群众的这些质问，张谦斋在回答时蛮不讲理，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大家一拥上前捆倒张谦斋。另一些群众闯到楼上编辑部，里面有六、七人正在开会，一看群众涌进来，顿时慌了神。有的假称是来馆看朋友的，有的动手反抗，但群众立即制服了他们，把他们捆了起来。《昌言报》经理张景云、主编薛惠卿等被绑着串成一串，牵到街上游街。观者如云，大骂“卖国贼”。有的人跑上去打他们的耳光；有一些人取来纸张，写上“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这些反动报人的身上。群众把他们押往省公署，宣传队沿途演说，揭露《昌言报》罪状，路上人山人海，争看国贼丑相。押送反动报人的队伍到达省署时，警察厅长宋德玉威胁群众：“你们这样干法，不是要造反吗？”人们高呼：我们先打倒宋贼！宋德玉见势不好，慌忙逃走。省长沈铭昌在大堂和群众代表见面，勉励大家的爱国热情，派出卫兵把《昌言报》的反动报人押往审判厅。但由于这些人有安福系作后台，审判厅很快释放了他们。
《昌言报》报馆被砸，极大地鼓舞了济南各界人民的爱国斗争，紧接着全市举行了三天的罢市、罢课、罢工斗争，使济南的爱国运动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但是安福系并不善罢干休，督军张树元在7月22日召开了军警首脑的重要会议，部署了大反扑的方案，会后逮捕了群众领袖朱春涛、朱春祥、马春生，这三人均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