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¹⁾，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²⁾，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 “《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³⁾，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⁴⁾，为

《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⁵⁾，声名藉甚⁽⁶⁾。薛公蕙校越时⁽⁷⁾，奇其才，有国士之目⁽⁸⁾。然数奇⁽⁹⁾，屡试辄蹶⁽¹⁰⁾。中丞胡公宗宪闻之⁽¹¹⁾，客诸幕⁽¹²⁾。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¹³⁾，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¹⁴⁾，威振东南，介胄之士⁽¹⁵⁾，膝语蛇行⁽¹⁶⁾，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¹⁷⁾。会得白鹿⁽¹⁸⁾，属文长作表⁽¹⁹⁾，表上，永陵喜⁽²⁰⁾。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²¹⁾，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²²⁾。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²³⁾，遂乃放浪曲蘖⁽²⁴⁾，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²⁵⁾。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²⁶⁾，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²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²⁸⁾，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²⁹⁾。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³⁰⁾，韩、曾之流亚也⁽³¹⁾。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³²⁾，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³³⁾，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³⁴⁾所谓“妖韶女老⁽³⁵⁾自有余态” ⁽³⁶⁾者也。间以其余⁽³⁷⁾，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 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³⁸⁾，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 》、《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³⁹⁾：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 狂疾不已，遂为囹圄⁽⁴⁰⁾。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⁴¹⁾，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⁴²⁾，是胡公知有先生矣； 表上，人主悦⁽⁴³⁾，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⁴⁴⁾： “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⁴⁵⁾。悲夫！

〔注释〕(1)太史： 明、清称翰林为太史。(2)恶楮毛书： 纸质低劣，刻工粗糙。(3)不佞：自称的谦词。(4)次第： 意谓依次编写。(5)山阴： 今浙江绍兴。诸生： 经考试入学的生员，俗称秀才。(6)藉甚： 盛大。(7)校(jiao)： 考核，考试。(8)国士： 国中杰出的人才。目： 兼有名称、品评之义。(9)数奇(shu ji)： 命运乖舛，遇事不利。(10)蹶： 失败，挫折。(11)中丞：明、清称巡抚为中丞。(12)幕： 原指将帅在外的营帐，后世也称衙署为幕府，其佐理人员为幕友、幕僚。客诸幕： 即客之于幕府，意即延请其为幕友。(13)葛衣乌巾：葛布制衣，黑色头巾，乡野隐者之服。(14)边兵： 边防军。(15)介胄之士： 武官。(16)膝语蛇行： 跪下说话，匍伏而行。(17)方，比拟。刘真长： 刘惔，字真长，晋人，善清谈，曾入会稽王(即后之简文帝)司马昱幕府。(《世说新语》中有不少关于他的记载。)杜少陵： 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曾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18)会： 恰巧，适逢。(19)属(zhu); 托付，通“嘱”。(20)永陵：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所葬之陵墓，此代指明世宗。(21)中(zhong)： 符合，适合。(22)不偶： 遭遇不顺利，没有成就。 (23)有司： 主管某项专职的官吏。(24)曲糵： 酒。(25)朔漠：北方沙漠地带。(26)种(zhong)：植物的种子。(27)羁人：旅途飘泊的人。(28)有王者气： 有诗国君王的气派。(29)巾帼： 妇女。事人： 侍奉他人。(30)格； 文章的格调，风格。(31)韩、曾之流亚： 唐代韩愈、宋代曾巩(均为古文大家)一类的人。(32)雅： 平素，向来。(33)骚坛主盟者： 诗坛的领袖人物。(34)欧阳公：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35)妖韶女：艳丽美好的女子。(36)余态： 余留的风韵。下文“以其余”之余，则指余力。(37)间：间或，有时候。(38)同年： 科举时期称同科考中的人为同年。(39)石公：作者自称(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40)囹圄： 牢狱。(41)间(jian)世： 隔世。意谓隔代才会出现。(42)礼数： 礼仪的等级。(43)人主： 帝王。(44)梅客生： 梅国桢，字客生，湖北省麻城人，万历进士，官兵部右侍郎。(45)奇(ji); 这一“奇”字乃 “数奇”之“奇” ，意倒霉。

〔鉴赏〕本文提出并回答下列三个问题：1、袁宏道(中郎)为什么要为徐渭(文长)立传？ (《徐文长传》的写作背景)2、袁中郎怎样塑造徐文长的形象？ ( 《徐文长传》的写法)3、我们读《徐文长传》得到了一些什么？ (《徐文长传》的主题)为行文方便计，解答的次序是颠倒过来的。

读《徐文长传》得到了什么？英国传记作家A·G·加德纳在《论帽子哲学》中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自己的特殊的锁孔观察人世”; “我们只看见我们所能看见的东西”。袁中郎在为徐文长作传的时候，是通过怎样的“锁孔”观察到了怎样的“人世”，他“所能看见的”是徐文长一生中的哪些方面呢？

他的视点集中在徐文长的“佯狂”和真的“狂疾”上。

阔佬来访，拒不接见； 有硬闯进门的，文长甚至以“手拒扉，口应曰：‘某不在’”(见陶望龄《徐文长传》 )。这自然是徐文长“佯狂”的表现。以衣冠之士而跑到酒馆里去和“下隶”共饮，在那时的正人君子眼里，也是不可理解的“狂”的症状。但“自持斧击破其头”，“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这却是真的“狂疾”行为了。徐文长最初为什么要“佯狂”?我们从一些资料里得知，徐文长早年受浙江巡抚胡宗宪赏识，是胡的幕僚。胡宗宪虽是抵御倭寇有功，但他在政治上依附严嵩，与徐阶是对立的两派。严嵩自是权奸，徐阶也不是好货，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权力冲突，没有多少是非可言。严嵩倒台，徐阶入为首辅，胡宗宪以严党而被“缇骑”逮捕，死于狱中。“缇骑”，是锦衣卫的特务，专司侦察、逮捕。锦衣卫镇抚司的“诏狱”，直接对皇帝负责，权势极大。明朝最高统治者，从朱元璋起，全是嗜血的屠夫。厂卫，诏狱，廷杖，瓜蔓抄，文字狱，把一座朝廷变成杀气腾腾的屠场。胡宗宪一罹法网，徐文长便感觉岌岌可危，生怕受到株连，如坐针毡，如履薄冰，时刻担心横祸飞来。怎样避免横祸呢？ “佯狂”便是一法。“徐某人精神有毛病”，传说开去，也许因此可以把他放过。(明初御史袁凯、外戚郭德成得罪了朱元璋，均以佯狂装疯免祸。参见吴晗： 《朱元璋传》 )徐文长就是这样“佯狂”起来的。然而整天处于高度紧张、极度疑虑的精神不正常状态之中，内心失去了平衡，是很容易招来真的“狂疾”的。于是“卒以疑杀其继室”，真的“下狱”了。后来虽然被张元汴解救出狱，精神上的病态却一直绵延至死。这便是一个明代文学家的经历及其内心历程。

这使我们想起李贽(卓吾)。李贽和徐渭，同是明代思想界的叛逆，文坛的怪杰。徐渭一生倒霉，李贽的结局也很惨。他是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下狱，自杀毕命的。死前侍者问： “和尚痛否？” “不痛。” “和尚何自割？ ” “七十老翁何所求！ ”( 转引自(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这不是禅宗的“顿悟”，而是极沉痛的抗议。李贽“自割”，徐渭“狂疾”，其原因全在于政治。

于是，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得到了回答： 袁中郎所看到的“人世”是坎坷不平的险途，而他所透过的“锁孔”便是政治。谁说公安派代表人物袁中郎完全脱离现实、消极避世呢？在《徐文长传》里，他不是把社会现实、把政治扣得很紧吗？ 他所说的“数奇”，“不得志于时”，不都是指向政治的吗？

袁中郎怎样写徐文长？ 我们所以能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中郎把本文的主题表达得很成功。他以“数奇”作为全文的主线，贯串全篇，给予我们极深的印象。传记开始就提出徐文长“数奇”，直到最后，还是以“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作结。这末一个“奇”字，便是“数奇”之“奇”。意思是说，徐文长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不平常； 正因为他各方面都出众，也就处处倒霉了。作者虽然不再往下申说，我们自会把徐文长的“抱愤而卒”归因于明代的政治： 原来那时的政治是容不得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

“数奇”，当然很值得人们同情。然而历代倒霉的人多矣，读者的同情不可能施之于一切人。要博得读者同情，使传记取得强烈的感染力，就得先让读者敬佩传主。中郎正是这样做的。他在传记里突出渲染了徐文长的气概和才能。写徐的气概，如他以一诸生(秀才)而傲统兵的地方大员，鄙夷当时文坛领袖，以及给“显者”吃闭门羹等等，目的在于使读者敬慕； 写徐的才能，如他善谈兵，能章奏，诗文书画，无不擅场，尤其强调文长诗的意境和风格，特具异采，这目的则在于使读者爱惜。中郎在铺叙徐文长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时，比喻奇特，笔墨精悍，散行中时见骈偶，也与文中所蕴蓄的突兀不平之气相吻合。这方面，很值得读者玩味揣摩。

徐文长在戏曲艺术上也很有成就，传记没有提到，是一个遗憾。更大的遗憾是，文长在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上，是一位勇士，例如，他是被张元汴解救出狱的，而当张元汴以封建礼法来束缚他的时候，他即断然地说： “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 ”表示不能顺从。这在我们看来是很紧要的一个方面，中郎却很少涉及。这要算是中郎的局限性的表现。但也许中郎自有其难以言说的苦衷： 说得过多、过直了，会遭时忌，弄得他也“数奇”了。你不见他在传记最后还恭维了一下皇帝吗？ 什么“永陵英主”，什么“人主知有先生矣”云云。要说“局限”，这要算是时代的局限性。这一点，现代人是要体谅古人的。

无论如何，作者的目的是达到了： 他塑造出了一位狂放不羁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我们倾倒于这位才子、奇士，而且悲悯他的命运。

袁中郎为什么要为徐文长立传？ 袁中郎的这篇传记何以会获得成功呢？这是因为中郎在文章里铺叙、描摹和渲染的一切，全来自他的实际感受。他是有感而发，并且心会神交，必须一吐为快的。

大家知道，中郎的散文，多为游记、书信，在全集中，传记文寥寥数篇： 《醉叟传》、《拙效传》多记奇闻逸事，可作小说读； 《王氏两节妇传》多发议论，而且分明是受人所托、敷衍应命的； 称得上是真正的传记文的仅此一篇，可见中郎作传记文章态度之郑重。1597年，中郎始见《徐文长集》(文长早于四年前死去)，后两年，作《徐文长传》，在《传》前小序中，道出了他当初的惊喜、敬佩之情： “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可以说，中郎是文长的知音。“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自然极其难得，但中郎所以会成为文长的知音，并要为之立传，却不光是因为个人的兴趣相投，而是另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可寻的。

在明代，除了小说、民歌等虎虎有生气的民间文学以外，官方的文学实在很不象样子： 八股文，台阁体，以及“前后七子”以汉唐为“样板”的尊古复古、模拟剽窃的文风，弄得文坛萎靡不振，奄奄一息。物极必反。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出来了几位怪杰，他们摆脱羁绊，一扫前后七子造成的沉闷空气，显露出一派清新活泼的生机。这几位怪杰便是： 主张诗必“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 的徐文长(1521—1593); 主张“童心说”的李贽(1527—1602) ; 认为“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而在于“有灵性”的汤显祖(1550—1616); 待到以袁宏道(1568—1610)为代表的袁氏三兄弟出来，标举“性灵说”，创为“公安派”，在文坛上便造成更大的声势，对复古摹拟者们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这几位怪杰的共同特点是：讲自己的话，讲真话，讲新鲜话。对于跟着前后七子亦步亦趋的庸众来说，他们是奇人； 对于统治文坛的前后七子来说，他们是反叛。同声相应。袁中郎所以会看中徐文长，就在于他们同是奇人、同是反叛的缘故(虽然比起徐、李二位来，中郎的“奇”的程度要差一些； 也因此，他也不象徐、李二位那样倒霉)。中郎之所以作《徐文长传》，是为了给同志张目，为自己一派人抒积愤，并藉以壮大自己一派的声势。而这一篇《徐文长传》所以能够流传至今，脍炙人口，也正因为作者和传主是同志，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缘故。

这篇传记以其本身的成功，印证了他们主张性灵、主张童心即真心的文学理论是很有道理的，值得后人重视。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①，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 “《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 “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②，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③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④，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⑤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⑥。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⑦，表上，永陵喜^⑧。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⑨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⑩”者也。间以其馀，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⑪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馀，竟不得死。周望言： 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⑫曰： 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⑬尝寄余书曰： “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⑭。悲夫！

〔注〕　① 陶太史： 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在明清称太史。　② 山阴： 旧县名，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诸生： 明、清两代称已入学的生员为诸生。　③ 薛蕙： 字君采，正德九年(1514)进士，累官吏部考功郎中。校(jiào)：考核。　④ 数奇(jī 机)： 命运多蹇。　⑤ 中丞： 明、清称巡抚为中丞。以巡抚例加副都御史衔，而副都御史职位相当于汉之御史中丞。胡宗宪： 字汝贞，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嘉靖三十四年(1555)为浙江巡按御史，御倭有功，后任浙江总督兼巡抚。他联络严嵩父子，严获罪后，屡被言官弹劾为严党，下狱而死。　⑥ 刘真长： 晋代人刘惔，真长其字。简文帝为会稽王时，刘曾入其幕。《世说新语·品藻》： “桓大司马(桓温)下都，问真长曰： ‘闻会稽王语奇进，尔耶？’刘曰： ‘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 ‘第一流复是谁？’刘曰： ‘正是我辈耳！’”杜少陵： 唐诗人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曾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新唐书·杜甫传》： “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 ‘严挺之乃有此儿！’”以上二事皆幕僚之傲视长官者，故以为比。　⑦ 表： 指徐渭代胡宗宪写的《献白鹿表》。　⑧ 永陵：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所葬之陵墓，此代指明世宗。　⑨ 韩、曾： 唐代韩愈、宋代曾巩。　⑩ 欧阳公：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其《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云： “梅翁(梅圣俞)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　⑪ 张元汴： 字子荩，隆庆五年(1571)廷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⑫ 石公： 作者自称。袁宏道号石公。　⑬ 梅客生： 梅国桢，字客生，一字克生，麻城(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　⑭ 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 (徐渭一生)没有不奇异的地方，所以也无处不倒霉。末一“奇”字乃“数奇”之“奇”。

传主并非名臣显宦，而作者与传主既无故交亲朋之谊，又非受其后人委托图几两润笔；终其一生甚至从未谋面，只是偶然读了一部诗集，便由诗及人，顿生相识恨晚之叹。不只叹几声作罢，且更搜罗其事，“略为次第”出一大篇洋洋洒洒、情辞并盛的传来。文墨常识告诉我们，那不受动于功利人情的背后，大抵当别有深衷在。

然而传前小序是一连串“读复叫，叫复读”惊喜交加的描绘，传末赞词也只是“悲夫”一声长叹。前者说明作者对传主遗墨的知赏，后者表示作者对传主遭际的悲悯同情。但知赏也好，同情也罢，那契合点在哪里呢？这就须向传文中去索求了。

人物传记总不脱记事写人为主。而人的一生所遇所历又何其杂沓繁多！剪裁史实，把握枢要，固然为传人的通则；去取弃扬，浓此淡彼之间，又何尝不潜伏着作者的机心？所以读任何一篇传记应当把握的不外三个问题： 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前两者是对文章表层的解析，而后者则是对作者机心的挖掘了。

作者写徐渭一生，突出三点： 才奇，人奇，“数奇”。薛蕙“奇其才，有国士之目”，是借他人之口，总冒才奇。与胡宗宪“纵谈天下事”，代胡作表使“永陵喜”，“好奇计，谈兵多中”，善书画等都是他才奇各个侧面的具体表现。其中特别突出了他的诗文创作，用大量篇幅，浓墨重笔给予描绘。徐渭才奇，人亦奇。如果才奇奇在多样性的话，人奇则奇在一“狂”字上。对贵为巡抚，“威震东南”的胡宗宪，他人“膝语蛇行，不敢举头”，“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狂”得实在可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是意狂；对“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皆叱而奴之”是气狂；“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是行狂；“疑杀其继室”是佯狂；而以斧击头，利锥刺耳则是真狂了。由才子式的疏狂一路狂去，别的全不放在眼里，佯狂而终至真狂，假假真真，并世无二，岂非奇人哉？再看一生倒楣的“数奇”： 先是“屡试辄蹶”，继则“不偶”，“不得志于有司”，又曾被“下狱论死”，终“抱愤而卒”，虽只数语散点，却是贯穿始终，可谓命途多舛。徐文长的一生就是这样才能独出冠时，品行狂放不羁，遭际困厄颠仆的一生。作者只突出了这三点，余皆不及。如果孤立去看，任何一点都没有超出自身以外的其他意义。才高不过天生禀赋，狂放实乃性格殊异，而“数奇”，更怨不得别人，命不好罢了。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组织结构中，用不同的笔调去叙述描绘，其效果、结论和意义是大相径庭的，这就提出了怎样写的问题。

作者不但从徐渭一生中择取以上三点给予突出，而且力求勾画出三者之间的联系，使才奇、人奇与“数奇”形成一条不可分割的因果链。

就整体布局看，才奇与人奇是笔墨的重点，而“数奇”则是全文的主线。大量的篇幅落在传主才能多样与狂放行为的横向展开上，而命途多舛则草蛇灰线般地在其中不时闪现，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传主头上，又如幽灵般追逐了他的一生。这就从总体上显示了这样一重逻辑关系： 才愈奇，人愈奇，而“数”愈“奇”。再从具体描写看，文章主体部分就某一点横向展开时，总是格外注意三者关系的勾提揭示，并以互相之间的因果联系为关节，推进意脉，构成全篇，使文章结构既经纬分明，又呈网络状。传文开头借薛蕙语道出才奇后，紧接着以一“然”字为转折，点出“数奇”。第二段写他“自负才略”的表现后，又以一“然”字为转折，用一“竟”字来强调，突出其“数奇”——“不偶”。“才”与“数”于正常事理逻辑不应有的矛盾，却在文理逻辑上产生了。表面上的不合理，却深层地合于那个社会之“理”。才奇、人奇与“数奇”不只是单向因果，也是双向连锁推激的。“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前者是“数奇”，后者是代表着人奇的疏狂，中间用“遂乃”两字榫接，正道出不为世用才去恣意放浪的。而放浪山水的结果创作出大量“匠心独出”的诗歌，这又是由人奇显示出才奇。第三段因疑杀继室而“下狱论死”是由人奇而“数奇”，“愤益深，佯狂益甚”，是“数奇”又推逼出人奇，从而顺势展开“狂”的横向描述。总之，才奇、人奇、“数奇”在作者笔下是条绞织在一起的因果链，三者的互相推动过程也就是徐渭一生的悲剧命运过程。这就避免了将其悲剧命运归之于个人的偶然因素，而写出了那个社会中的必然结果。

揭示横向关系的同时，作者还着意把握人物命运纵向发展过程，随着人物命运悲剧的加深变换笔墨。徐渭并非天生就是一个疯子。第一段傲视胡宗宪，说明他不屈己从人，品性耿介，其实质是对封建社会礼法等级的蔑视。第二段写他“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雅不与时调合”，就使他这种品性进一步扩大，写出他与整个时流的对立。即使如此，充其量也不过是书生式才人的疏狂。而这一切又都与“屡试辄蹶”、“不偶”、“不得志”的连蹇际运相表里。徐渭实在不够乖巧，不懂得调整自己，随俗从流。越不为社会容纳，他越要表现出自己的愤慨与反抗，而越是狂言狂行，社会对他的打击就越加剧。第三段集中笔力将这一因果推向高潮。“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终于真狂，抱愤以卒。从“不得志”到“愤益深”，划出了他在社会步步压迫下的思想轨迹，伴随着这条轨迹的是，从疏狂到佯狂而真狂的狂的加剧。文长最初佯狂，有其具体原因。他受知于胡宗宪而被纳为幕僚。胡在政治上依附严嵩，严嵩倒台，胡亦被陷入狱致死。徐渭本已历尽艰辛，恐受株连，欲以佯狂避害。他处于高压之下，在大祸临头的恐惧中精神高度紧张，因而由假而真，假假真真。由此已不难见出当时政治黑暗的程度。而作者更将其“佯狂益甚”与“愤益深”联系起来，不但道出他的狂是社会政治黑暗压迫的结果，也暗示了狂同时也是反抗当时社会的形式。这样写就透过表面的避害动机，挖掘出了人物性格思想的内在原因。恐遭株连竟被迫去“佯狂”，如何不“愤”呢？而“愤益深”，则“狂益甚”，索性狂它个彻底。这就揭示出了他骨子里的反抗，正与其一向不与社会黑暗妥协的性格逻辑相吻合，于此可洞见作者笔墨入骨的深刻。

徐渭其才、其人、其“数”归结到一点，都在一“奇”字上。正文中种种细节描写，对比刻画固然使他这一主导性格特征血肉丰满，形象生动。但传前小序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如果将那段小序只看成作传缘起的交待，实在埋没了作者的苦心。读《阙编》时连连的“惊跃”、“急呼”、“读复叫”、“叫复读”，写自己的兴奋，烘托的则是徐文长。徐文长尚未露面，那“奇”已通过作者的惊奇劈面逼来。先声夺人又盘马弯弓，暗设悬念以逗引读兴，从而为正文蓄势。看来作者并非只倾重民歌的自然真率，于说部三昧亦并不陌生。这小序正同传文相映成趣。

写什么和怎样写客观上揭示了社会政治黑暗到了怎样的程度。作者之所以这样写，首先在于惜其才，悲其遇，也愤其世。传末赞词中“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一语，可见其心。所以，它既是为徐文长传神写照的传，又是揭露黑暗的愤世之作。至于末尾赞词中“永陵英主”、“人主悦”、“人主知有先生矣”几句，不过是烙着时代印记的套话和为着避害远祸的敷衍语，不必认真作数的，文章本身的事理逻辑更能说明问题。即使这几句对文长在天之灵的勉强劝慰，似乎也不无机锋： 既然“人主知有先生”，何以一任先生困厄偃蹇乃至于斯？

然而，惜才、悯人、抒愤尚不能穷尽“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底蕴。作者对文长才奇与人奇淋漓笔墨，更由于“奇”的内容与自身的契合。前文提到，作者对徐渭的不同才能多有触及，而尤对其诗文创作出以重笔。作为公安派首领，作者创作上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提倡“任性而发”，“从自己胸臆流出”的真诗，反对七子模拟剿袭、步趋前人的复古潮流。而徐渭的诗，外受动于“恣情山水”、“穷览朔漠”的种种经历，内发之于胸中“勃然不可磨灭之气”，故所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一句话，是其个性精神的真实写照，全然是作者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产物。而文长“不与时调合”，对“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皆叱而奴之”，又与作者排击七子同一立场。张扬其才而首推诗文，正是二者才奇上的契合点。文长傲视权贵、孤行癖举种种狂的本质，在于以坚守个性构成对封建礼法的反叛。作者也是大力揄扬个性解放，呼唤纯真自然的人生，反对虚伪的纲常，亦曾有过程度不同的放浪形骸的疏狂，这又是二者在人奇上的契合点。对这样一位志同道合者，作者惜才，悲人，抒愤，其深层机心，乃在为同道也就是自己一派张目，这才是“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知道了这一层才会最终懂得“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根本原因，也才能体会到文章之所以写得如此声色动人的原委。同情、悲悯、愤恨溢于楮墨，皆在于心会神交的情感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