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与文学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许锬辉认为，《尚书》具有三重身份；是经书、史书，也是文学巨著。它的文学特征表现在几个方面。就体裁而言，它是“中国最古的散文”(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其中所含的训、诰、誓、命，开后代帝王诏书、臣子奏议、进策之类文字的先河；就文辞而言，它所运用的用事、对偶、协音、设问等辞格，长久以来给后代文学以启迪；就思想内容而言，它所弘扬的天道、五伦思想，则直接影响着后代载道尚用的文学。因此，《尚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文学家本人也多有宣称从中获益良多者，例如，韩愈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进学解》)；柳宗元说他做文章时有多种“取道之原”，其中之一即是“本之《书》以求其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参见“《尚书》中的辞格”、“《尚书》与载道文学”条(许锬辉文载于《古典文学》第四集。)《尚书》与载道文学 许锬辉说，综观《尚书》各篇的内容，主要在于阐明天道和五伦之道，尽管并未明白提出“道”字。从尧舜开始，就宣传尊天、法天的思想，提倡遵从天道行事。后来禹汤出师、盘庚迁都、周公进谏等等，也都标榜天道。五伦之道也是由尧舜传授下来、代代相承的。它表现在政治上，便是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表现在教育上，便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五典之教。这些内容本来并非为文学而提出，但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道”成了文学的依归。范晔所谓“以文传意”(《后汉书序》)、刘勰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是载道说的先声。在创作领域，唐初开启了载道文学的风气，及至韩愈提倡古文运动，载道文学便臻于极盛的高潮。柳冕说：“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徐给事论文书》)又说：“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郑。”(《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他把文学与教化、儒与道结合起来，欲图建立道统的儒家文学理论。这是韩、柳之所本，后代载道文学之准绳。唐代这种文学思潮，主旨在复古明道，而所明的道，即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圣圣相传而来的。(参见许锬辉文，出处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