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恋歌——以西洲曲为中心》

小南一郎撰，初载《中国文学报》第二十三册(小川环树、入矢义高编集，1972年10月)。论者认为游国恩，叶玉华、余冠英、卡戈等人对《西洲曲》的看法，过于简单，被《西洲曲》表面矛盾绊住了脚。论者逐句剖析全诗，首句“忆梅下西洲”，从《莫愁乐》等六朝歌谣的例子来看，当时听到的人会在心中描绘出沿江乘舟前往西洲的青年与相送恋人这样故事性的场面，其想象方向，受到所属共同体的约定限制。《西洲曲》采取的是男女唱和的形式，两人并肩坐于楼前凝视着汹涌的海水，楼前空前摇曳空绿的海水完全可以说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开腾的悲衰的象征，楼上二人的悲哀，是从远古流入这个世界的无数人们的悲哀被同化到了大海之中。论者认为，从诗中表现的风物来看，是长江流域的制作，并分析了歌谣中出现的女性形象的变化，日本民谣中，有些也采用对唱的形式，古代称为“歌垣”。如果认为吴歌、西曲前身也有“歌垣”的情况的话，那么男女歌唱往复，恐怕是一面改变着主题，一面打情骂俏，出话机智，互不示弱，它是简朴的，与一般所说的文学概念相差很远，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歌唱的女性一定是与男性对抗，一步不让，由这些歌唱看出的女性形象，是决不依赖男性的、好强的刚毅女性。这些歌谣的女性形象，与形成这些歌谣的机智语言遊戏分不开。在日本的《古今和歌集》中也有类似的作品。西曲是从《子夜歌》向《四时歌》变质过程中最古老的作品。吴歌的特色是相思，而西曲则是商旅。其中的女性，再也看不见《子夜歌》那种争强女性的面影，而他们的积极性不在于自己的主张，而是为了取悦于男性的娇态，使歌谣赋予了特别的色彩。南朝歌谣是在江南发达的都市中发展的，其中心是歌唱都市生活者生活的哀乐，这决定了初期歌谣女子争强的女性形象是新兴都市居民们的情调。论者认为《西洲曲》不是纯粹的民谣，这首歌谣的背后，使人感到存在着一位对都市生活者抱有深厚爱情的知识分子。它是在西曲直接影响下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