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于十八世纪中叶写成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儒林文士，它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建构起一个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否定性和肯定性的两类人物分居对称的两侧，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侧看轻文行出处，专重功名富贵，是无智、无聊、无耻的“三无”世界。
写得最成功的是一批无智的腐儒，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王玉辉，他们出身清寒，本来保留着淳良的天性，但却深受腐朽的统治思想和朝廷功令的腐蚀毒害，成为令人痛心的可笑人物。
周进在“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上爬，爬到六十多岁还是个老童生，秀才、举人们肆意奚落、挖苦、侮辱、欺凌他，他只有以万劫不复的奴才心理默默忍受，决不敢亵渎神圣的科举制度和在这个制度中等级比他高的人物；他自己就迂执地把爬上那些受尊宠的位置当作人生的归宿。不能取得秀才资格进贡院考举人，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心病，因此当见到贡院的号板时不禁万感俱发，用头猛撞，嚎啕痛哭，满地打滚，长久郁结心头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之情，象冲破堤坝的洪水，倾泻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撞号板”这一情节只有与他在薛家集所受的欺侮联系起来，才能深明其底蕴。
范进也把一生的荣辱系于八股举业上，从二十岁应考，考到五十四岁胡须花白了，还是个老童生，连至亲岳父胡屠户都从精神上对他拳椎脚踢，饱尝了科场失败的痛苦。而一旦意外高中，他的脆弱的神经经不起这强烈的震动而失去平衡，大笑不止发了疯。周进、范进的每一根神经都被科举功名所牵动，为科场偃蹇而哭得寻死觅活，为科场侥倖而笑得发狂发疯，这种举业至上的价值观念固然可笑，但却因朝廷功令而根深蒂固。作者用大量形象揭示，八股举业是民族文化中最腐朽的糟粕，它正被利用来制造愚昧和迂腐。
马二先生就是八股举业的正宗产品。他真心相信八股科举“是极好的法则”，苦口婆心地宣传举业至上主义，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八股选政，认真恪守制艺的真精神，严格按照官定的举业读本和朱熹的言论下批语，凡是“有碍于圣贤口气”的东西都绝对排斥，连自己的视听言动也都不敢越礼。八股与理学互为表里，八股迷的灵魂是黑暗愚昧的封建王国，他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思想与政策的腐蚀愚弄，又诚心诚意地充当这种思想和政策的传教士，把砒礵当作良药，好心好意地向匡超人、蘧公孙辈推销。
中毒而又毒人，恶果更明显的是王玉辉。他真诚地相信殉夫“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因而鼓励女儿自戕，得到女儿死讯时仰天大笑道： “死的好！ 死的好！ ”但他并非人肉宴席的座上客，当绅衿们摆宴庆贺他女儿“为伦纪生色”时，他却 “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并常常 “悲悼女儿，凄凄惶惶”。他也不是欺世盗名的假道学，他是真心笃信礼教，以礼责人，也自觉以礼律己，忍苦殉教，至虔至诚，结果成了中毒最深受害最烈的牺牲品！ 与那些假道学相比，对于这位拙朴诚笃的 “古君子”，在人品上，作者是有所肯定的，但对他拘守礼教的迂腐朽拙，作者的针砭又是认真的，深刻揭示了过分苛刻的理学教条如何驱使善良的人做出残忍的事。在这里，批判的矛头不是指向某一个人，而是指向驱使此人行动的制度和思想，指向当代儒林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最深的一些腐朽因素。正是这种因素的恶性发作，戕贼了这些人本来不坏的天性，唯其如此，对于周进、范进、马二、王玉辉这一类迂儒，作者不是简单地批判，而是怀着悲悯之心进行反思。“慼而能谐”，在谐谑的背后，闪动着悲悯的眼泪，这种笑，涂染着对于儒林堕落所感到的痛苦和悲哀，是含泪的笑。
写得最多的是各种各样无聊的名士，他们较大的集会有三次： 湖州莺脰湖盛会有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蘧公孙、杨执中、权勿用、牛布衣、陈和甫、张铁臂等； 杭州西湖诗会有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匡超人等；南京莫愁湖高会有杜慎卿、季苇萧、金东崖、萧金铉、诸葛佑、季恬逸、来霞士等。这些人不走八股举业的正途，貌似风雅，实际上不过是一些闲得发腻的纨袴子弟，搔首弄姿的斗方诗人，名落孙山的科场士子，骗吃骗喝的帮闲篾片，他们装腔作势、呼朋引类，用高雅的外表包裹猥琐，用无聊的忙碌点缀空虚，把士大夫那种游手好闲而又自鸣风雅的传统作风发展到了极致。作者嘲笑了他们的庸俗，宣布应当与这种慵懒寄生的传统决裂。
写得最可憎的是一批无耻的官绅。他们出则为贪官佞臣，处则为土豪劣绅。前者如： 南昌太守王惠，抱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目标，一边用板子敲榨勒索，一边用戥子、算盘聚敛财富。衙门里充满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高要县汤奉知县用枷死说情者的办法邀名升官。朝廷某太保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后者如：做过知县的乡绅张静斋，教唆范进打秋风，又出谋让汤知县以酷市名，枷死说情者。廪生王德、王仁为了一封银子而不顾病危的亲妹妹，却恬不知耻地吹嘘“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 贡生严致中强圈邻猪，欺骗乡农，讹诈船家，谋夺弟产，勾结官府，横行乡里。五河县的方乡绅、彭乡绅、唐二棒椎、唐三痰，“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 ”他们是封建统治的墙脚和支柱，依仗权势为非作歹，道德良心完全沦丧，是儒林中最腐朽反动的一部分。对他们，作者不掩饰自己的愤恨，满怀憎恶向他们喷射讽刺的烈焰，对他们所体现的精神道德，坚决彻底地加以扬弃。
原本勤谨淳良的农家青年匡超人就是经过这“三无”世界的三次濡染而逐渐堕落：一经马二的劝导而走上追求功名富贵的道路；二经景兰江等斗方名士的熏染，学会了靠吹牛撒谎、附庸风雅来攀高结贵、抬高身价的本领；三经潘三的教唆而包揽词讼、假造文书、替人代考，干下许多卑鄙无耻的勾当。在他的天平中，功名富贵的砝码愈增加，文行出处的砝码就愈减少，在功名富贵场中愈得意，道德廉耻就愈沦丧。作者仿佛是有意用这个人物贯串“三无”世界，显现创作意图。
儒林的希望何在呢？作者努力不断探索。与“三无”世界相对照，他写了三种人：
第一种是贤人，如虞博士、应绍光、迟衡山等。他们“襟怀冲淡”，不汲汲于功名富贵，看重文行出处，没有完全被统治者的名缰利锁牵着鼻子走，因此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追求合理的道德操守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但他们提不出新的社会理想，他们努力经营泰伯祠的礼乐事业，企图以传统的礼乐来改善世道人心。对他们的主观愿望作者是充分肯定的，对他们行动的客观效果作者的认识却是清醒的，他以哀婉的笔调写出他们的“风流云散”和泰伯祠的残破，客观上说明传统的思想文化无补于现实社会的满目疮痍。就连那个拓边有功、劝农有方、能养能教的萧云仙，在边疆努力实践了一番礼乐兵农的事业，到头来却落得革职赔产，抑郁不伸。现实统治的黑暗造成贤人在野无所作为。
第二种是奇人。既然贤人无补于世，不如做散诞的奇人。杜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他对某些封建权威和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要求冲破某些封建束缚，离经叛道，因此，象贾宝玉一样，不被世人所理解。如果说贤人的两只脚还站在儒家的藩篱之内，那么，奇人却有一只脚已经跨出儒家的门槛，追求恣情任性、自由不羁的生活。他尊重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也尊重别人的个性和人格，对沈琼枝那样“奇”的女性叛逆者，他引为同类，勇敢地给予支持。小说末尾还勾画了市井四奇人的剪影：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他们都自食其力，傲视权势者，“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追求“天不收、地不管”的独立生活。贤人的活动，尚不过多触忤世俗，奇人的叛逆，就常为世俗所不容，这说明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牴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它是吴敬梓精神探索的积极成果，也是他自己叛逆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具象化，代表了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但是，即便奇人，也还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象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世纪的曙光在哪里呢？他们连同作者都还来不及看到，因此小说的后半部不能不罩上一层忧伤之雾。
第三种是下层人。既然奇人也找不到出路，那就归真返朴，到野老中鉴赏古风，于是我们看到：秦老对王冕母子，乡邻之间至诚相待，情真意实，表现得淳朴厚道，古风可鉴；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与开小米店的卜老爹，街坊之间鱼水相帮，敦厚善良，作者写他们间诚挚动人的友谊，温煦之气，直拂人面；鲍文卿和倪霜峰，同是市井平民，危难相助，温情可掬；甚至于杜少卿对韦四太爷和娄焕文，父执旧谊，历久弥笃……凡此都表现出温润的人情美，对淳朴淡远的生活意趣和朴直敦厚的道德品性的向往和追求。但那毕竟是一曲古老的田园牧歌，听不到强烈的时代音符。
《儒林外史》所写的一组组人物，一个个场景，表层情节似乎不相联属，其实都是有机的序列，透过表层情节，从中心对称的结构框架深挖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吴敬梓是在对儒林的命运作深沉的历史反思，通过反思，他对知识界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些沉淀很深的糟粕，进行大胆的扬弃，形象地揭示出没落地主阶级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腐朽糜烂(其中当然包括了对八股科举、程朱理学、礼教道德的批判); 同时又认真检验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有价值的因素，企图从中提炼出新的元素以改造儒林的素质，建构新的儒林。他的后一方面的努力虽受历史的限制，同我们的认识有很大距离，但他为建构健康的民族灵魂而辛勤探索的伟大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儒林外史》 虽未跨进近代小说的历史门槛，但已敲响其门环，表现了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许多重要特征，在晚清就被奉为我国近代“社会小说之嚆矢”，现代小说家茅盾等认为，它是与现代小说的观念最为接近的古代小说(《谈我的研究》)，反映了从古典型向近代型的历史进展。
从接近现实的程度来说，以往说书体长篇，传奇色彩浓，主要写超群人物的奇异故事，对世俗人生日常生活的描写很不充分，与现实人生距离较大。《儒林外史》发展《金瓶梅》 以来的小说新观念，把目光转向现实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逼近现实人生，客观地、精确地“摹绘世故人情”，细腻逼真到了近乎琐屑的地步，是当世的社会风俗画。
从小说艺术发展的层次来说，它已从以生活故事化为特征型态的层次，跨入以人物性格化为特征型态的层次。不再象故事型说部那样一步步叙述丰富完整的故事情节，它既没有完整的主干故事，又没有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作家是按自己的创作意图，刻绘和展出种种儒林世相，建构一组组情节单元，每一单元甚至每一人物之间，往往缺乏外显情节的自然联系和故事完整性，完全靠作家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成有机的序列，从而具有了深隐意蕴的必然联系和内在统一性。就在写一个人物时，重心也不放在写出其传奇性的故事或有头有尾的完整传记，而只是撷取某一生活阶段中的几个典型场面，把它们组合衔接起来，犹如拼贴画。周进的画幅由三个画面组成： 薛家集开馆宴上梅秀才对他的奚落挖苦，村学中王举人对他作威作福，贡院中他撞号板死去活来。前不介绍他的家世、出身，后不交待他的寿天、归宿，三个场面间的因果关系也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故事型说部靠尖锐紧张的矛盾冲突，强烈的动作，形成火爆爆的戏剧性情节。吴敬梓却只是淡淡地描写日常言谈，没有让肯定性人物同否定性人物正面交锋、尖锐冲突，不追求戏剧化效果。他是在散文化的情节里，让两类人物构成互相反照的两个世界，在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中，着力开掘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含义，把对儒林命运的反思深入到儒士性格灵魂的层次，把一个时代的危机内化为儒林的精神危机，这就更有审美深度，进一步发挥了小说不同于戏剧的特有功能。
从人物形象塑造来说，与古典审美理想相联系的众美皆备或众恶皆归式的人物，往往成为某种道德品性的规范或才能气质的范本；而近代现实主义充分重视典型的个性化，把人看作有缺陷、不完美的真的人、活的人，因而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人，是复杂万端的人。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已经从古典型跨向近代型，他写的好人大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弱点，卧闲草堂本评点早就指出；“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不是以理想的善作为最高原则，而是以真实作为最高原则，全书几无完人。他写不好的人，也“非犹俗笔稗官，凡写一可恶之人便欲打、欲骂、欲杀、欲割，惟恐人不恶之，而究竟所记之事皆在情理之外，并不能行之于当世者。”他是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写得符合真情实理。否定性人物也常常有可取之处，有的人物就很难简单归于好人或坏人。许多人物是处于流动发展状态，有的因地位升迁而变异(如范进、荀玫)，有的受环境污染而变色(如匡超人、牛浦郎)。人物不是定型的，也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严监生已不象莫里哀的阿尔巴贡那样只有悭吝一种感情，而更象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具有着由其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多种情感：对贪兄严贡生的埋怨，对幼子前途的操心，对妾赵氏的迁就，对妻王氏的悼念……，是个软善可欺、郁闷孤僻、多愁善感的活生生的“这一个”。
吴敬梓深入到人物的情感世界，写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冲突，突破了美在整一和谐的古典观念。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以理节情，使内心秩序完全适应封建秩序，这给王玉辉那样儒生的精神发展带来严重后果，他努力用封建礼教规范自己，鼓励女儿绝食殉夫，但情感和良知又不能和礼教和谐一致，造成严重的内心分裂，痛苦地不断自我虐待。他“仰天大笑”，极力掩饰矛盾和痛苦，但矫饰仍然遮掩不住内心的痉挛，眼泪终于漫上强装的笑脸，表现了观念和感情的不断搏斗、礼教和良心的激烈冲突。吴敬梓还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层次，写出潜意识与理性意识间的裂缝。马二先生游西湖，一到西湖沿就看见一船一船乡下妇女，连她们的发式、衣着、脸上疤疥都细细看了，接着又一个个地观看贵家女客在船上换衣裳。但这只是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本能反应，及至她们走到跟前，“马二先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自觉的理性意识恢复了控制，他赶快践行“非礼勿视”。不过礼教毕竟只能规范他的自觉意识，潜意识领域还要受“食色性也”本能的支配。
从叙述方式来说，说书体小说由说书人出面陈述、诠释、评论，所谓“看官听说”如何如何，由说书人对上场人物进行摆布和介绍。吴敬梓基本上摆脱这种模式，尽力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角度，让小说形象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说书人横亘在它们之间，从而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的距离，读者可以通过身临其境的直觉把握，体味小说形象。人物和情节的嬗递，不再由说书人出来“按下”一边，“另表”一边，而是小说情节自然发展的结果，象水流一样没有断裂、焊接的痕迹。《儒林外史》向叙事艺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迈进，与近代现实主义艺术的走向相一致。
从创作主体性的发挥来说，说书基础上写成的说部，多具集体创作的质素，连《金瓶梅》都还有因袭的部分，《儒林外史》则是主名作者的个人独创，是作家自己对社会生活积极观察、体验、感应，进行审美再创造的产物。以往的长短说部，多把故事进程、人物命运纳入因果报应的模式中，吴敬梓异军突起，一扫旧习，摆脱了流行的宗教世界观的羁绊，他笔下有血有肉的人物都是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行动的人，而不是受制于因果报应过程的道德代理角色，作家把握到的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终于代替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果的虚假模式。
吴敬梓的主体精神突出地表现为自觉的批判精神。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接受了晚明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些积极成果，从儒学内部形成一股社会批判的思潮，封建社会的危机感随着空前深刻的社会批判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儒家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发展成为浓重的危机意识，对民族的命运作深沉的历史反思。正是这样的时代思潮孕育了艺术的思辨能力，对于现实的黑暗，吴敬梓再也不能象《金瓶梅》那样停留在暴露上，而是凝聚了整个时代的智慧和力量，自觉地进行深入本质的批判，使自己的小说达到了近代现实主义的高峰——批判现实主义的水准。这样的批判不仅体现在对否定性人物的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肯定性人物的描写里，象杜少卿、虞华轩，盖宽等狂狷名士，都有作者自已心灵外射的投影，努力挣脱统治功令和封建陋俗的束缚，尊重自我人格，闪烁着星星点点近代民主思想的火花。
这样的火花毕竟还太微弱。吴敬梓企图通过道德理想转化现实政治，但苦于提不出新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他所接受的儒家原始人道主义精神，可以用作进行思想批判的武器，却不可能自然地转变为近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这种转变还缺少必要的历史条件，吴敬梓也不得不在近代的历史大门前停下脚步。但他的《儒林外史》展露的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却一直融入以后的时代，照耀着文学前进的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