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爱情诗篇》

葛兰言专著《中国的古代节庆与歌谣》(1911年出版)，是研究《诗经》的一部重要论著。全书除引言和结论之外，分为两部分：《诗经》中的爱情诗篇和中国古代节日。作者在文中抛弃了古代中国汉宋儒者的传统理解，对爱情诗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从社会民俗学的角度对这些诗作了精细的考析，从哲学的高度对爱情诗所表现出的种种特征作了富有理论发现的阐发，显示出作者较为宽阔的历史视野和相当的理论深度。本文即为书中的一部分。
作者首先从分析《诗经》中爱情诗的“乡野主题”入手，探讨了这些歌谣与中国古代季节、节日的礼仪习俗的关系。作者指出：“诗人们在倾诉人的感情时，常常借助于大自然的形象描绘”，而这并非只有修饰性的价值，“它本身就具有一种道德的价值”。“因此，诗人选择自然形象来表达感情时，并不真是如此地感到大自然的美，确切地说是由于他觉得与自然相吻合才是道德的缘故”。“比如，一对飞离的鸟儿的形象，本身就是鼓励人们要忠诚相待”。“成双配对的飞鸟，藏匿到林中结合，这就教给了世人美好生活的规律；而且它们寻找的时期也同样指明了适宜结合的季节”。作者认为，“在中国农历书中存有一些以时令分类、且和谚语极为相似的乡村主题”。这两者有相似之处，“确实表明了季节礼庆的习俗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里起着重大的作用”。其次，作者又列举具体诗篇，分析了《诗经》中的“乡村爱情”和“山水之歌”。作者不同意中国古代的汉学宋儒把爱情诗统统纳入儒教的范畴，批评了理学家否认爱情诗，在注疏中穿凿附会的作法，认为：“只要人们不坚持把《诗经》尊为经典，只要人们不把儒家的标准作为衡量价值的首要标准，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说哪一首诗描绘了恶习，又哪一篇歌颂了德行；没有任何东西一定能证明，只有受到王政影响的地方，风尚才会纯正。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人们就会更加有把握地推定，所有的歌谣都表现了往昔正常的风尚习俗”。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指出：“从其乡野的题材和农村主题看，从其表现的非个性的感情看，从其简朴和直接的艺术、对称的描绘和顿足的姿态看，从其集体轮唱的曲调和载歌载舞表达感情来看，《诗经》中的歌谣，显然是农民的即兴之作”。作者接着分析了这种即兴创作的场合，指出：“季节性的节庆，对农民生活十分重要，这时通过吸引邻近小村庄男女村民的竞赛活动，男女之间的爱情便产生了，这爱情诞生在乡野聚会之中，诞生在歌舞之中。”这些歌谣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爱情的内涵，“几乎是苦痛的焦虑，奔放的爱表现得很少，诗人描绘的爱是痛苦的，是一种忧虑、强烈的发泄，是一种心灵的煎熬。”作者引述中国古代注疏家的话，运用阴阳哲学原理来解释爱情的烦恼，指出：“两性彼此的吸引产生于一种失败和欠缺之中，产生于各自本性不完善的苦恼之中。通过季节的中介，当世间阴阳结合的时候，青年男女也就跟着结合起来，并且达到了他们本质上是完全发展的程度。”这种复杂的感情是和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分不开的：“他们全靠土地为生。他们在双亲的土地上劳动。男女操作不同，生活各在一方，家庭组合不同，男女有别，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只有在狂饮的时刻，他们才会忘记简朴和孤寂的生活准则，他们才会意识到要攀亲、定情、婚配，相爱者心中的无名恐怖，突然化为最大的安宁。……这些相爱的人，在普遍融洽的节庆中一旦结合在一起，他们就觉得那是不可分离的了：焦虑和烦恼之后，是彼此的信任和心灵的平静”。通过对这些歌谣的分析，作者总结道：“这些歌谣揭示了正统的经典著作所掩盖的旧习俗：证明了当时存在着乡野、季节的节日，正是这些节庆才赋予农民的生活和两性关系以一种规律性。它们使人粗略地了解到在会聚和别离时，跃动在人们心中的感情巨澜；因此，使人具体地感觉到究竟是什么样的激情产生了爱的感情，能够看到这些激情跟社会实践和一定的组织的关系。由此就为研究文学史提供了重要内容。这些歌谣实际上使我们能确定农田节日可能具有的意义，确定季节的典庆可能具有的功用，这样也就使我们理解了有利于诗歌本身诞生的社会现实。”
本文由钱林森中译，载《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