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小说创作倾向

“革命的浪漫谛克”，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学小说创作的一种倾向。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小说的倡导者强调作者主观的目的意识性，要求表现革命的思想和斗争的热情。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急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缺乏与无产阶级同甘共苦的切身体验，只是在理论上把革命当作一种信仰，形成了“革命宿命论”思想。因此，在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和“左”的斗争现实影响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苏联十月革命前后布洛克空想的浪漫主义的影响，左翼文学的小说在理论和创作上形成了“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这一倾向的主要特征是；一、表现带有狂热的革命情绪的个人主义形象，这些人物的一举一动时时都闪烁着—种不同凡响的气概，把革命者英雄化了。二、把现实的艰苦斗争理想化，将革命的胜利看得象诗人召唤灵感一样浪漫和轻易，而革命者思想的转变又往往是突变式的。三、表现了“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小说中的革命者往往把爱情看作与革命一样的重要和有意义，甚至使革命成为爱情的寄托。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进一步传播，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以及茅盾、张天翼、丁玲等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左翼文学阵营开始意识到这一倾向的缺陷。同时，反革命文化围剿和专制统治的加强，也使以“革命的浪漫谛克”激情来狂热地鼓吹革命的小说难以生存，不能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作家对自己作品中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开始陆续有了认识和批评。蒋光慈1930年曾在《失业之后·前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倾向正确”。但这种自我批评是很不彻底的，阳翰笙一方面明确表示要“变革命的罗曼谛克为普罗列塔利亚的写实主义”(《中国新文艺运动》)，一方面又发表了可以看作这一倾向代表作品的《复兴》。直到1932年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重版时，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和阳翰笙写的序言，对“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中种种具体表现作了理论上的全面分析和总结，指出“这种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必须肃清这种障碍，然后新兴文学方才能够走上正确的路线”(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谛克——<地泉>序》)，对这一倾向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