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政策”论战

1942年由张道藩署名发表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运动纲领》，体现了国民党在文艺政策上的反动性，这一“政策”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文艺所要表现的意识形态”，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文艺的服务对象；规定文艺不得去写社会黑暗，挑唆阶级仇恨和悲观色彩，等等；而应写各界人士的“仁爱和平”。潘公展还特地召开文艺政策座谈会来宣传以上的种种“规定”。与此同时，《文化先锋》《文艺先锋》两家御用杂志又开辟“文艺政策讨论特辑”，提出文艺家的创作必须“纠正共产主义左倾”。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查禁与销毁大批进步书刊，仅广州一地，一年间就查禁400余种书刊。进步文艺界对这一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新华日报》发表专文指出国民党的这一政策为“绝望鸵鸟主义”，进步文艺界人士在鲁迅纪念会与为茅盾、郭沫若、张恨水祝寿活动中，批判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是一种怪论，必须冲破文化专制主义与文艺政策的禁令，提倡直面人生，暴露黑暗，呼唤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