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Dayuejin yundong

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出现的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运动。“大跃进”口号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同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成了大跃进的奋斗目标。公开提法是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争取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内部要求是7年赶上英国，8年或10年赶上美国。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中央会议和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批“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批判张奚若1957年5月13日提出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等，到提出总路线，正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对1958年的生产指标，3月成都会议确定钢产量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19.2%(内部掌握700万吨，增长33.5%)，粮食3920亿斤，比1957年增长5.9%(内部掌握4316亿斤，增长16.6%)。8月17日至30日的北戴河会议决定翻一番。确定在今后四个月内为完成全年1070万吨钢而战(当时只完成450万吨)。会议还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达8000～10000亿斤，钢产量达2700～3000万吨。时间紧、任务重，于是来了个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一切部门都要保证“以钢为纲”，“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省地县乡党委第一书记挂帅，亲临指挥，全国动员了约6000万至9000万人炼钢，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数百万座小高炉齐放“卫星”。由于主要劳动力去炼钢，丰产的粮食未能收获。经过三个半月苦战，12月19日中央宣布大战“告捷”，完成了“1070”的任务，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与此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开展“全民大办”。郑州会议时，发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并加以纠正，但很不彻底，因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大反右倾，大批所谓“比例失调论”，生产上仍是高指标。伴之而来的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起来。直至1960年冬才被迫停止“跃进”。“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受到极大损失，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积累率由1957年的24.9%增至39.6%。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农业却下降22.7%。粮食减产1031亿斤，粮食征购由960亿斤增加到1021亿斤，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例由24.6%到35.6%。工交内部比例失调。国家财政赤字1958—1960三年实际达169亿元，货币流通量增加82%。1957—1960年每人平均年消费的粮食由406斤降至327斤，猪肉由10.2斤降至3.1斤。收入减少，口粮下降，劳动强度又大，全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异常严重。1960年人口死亡率竟达到25.43%，大大超过了战争年代的1949年20%的死亡率，人口净减1000万。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人。三年“大跃进”，主观上要求高速度，客观上带来的是大倒退。

河南省信阳市的家庭妇女正在炼铁

“大跃进”运动Dayuejin yundong

1958年至1960年间为盲目追求经济建设高指标而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群众运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条战线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形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表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但由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经济情况了解不够，更由于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内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高潮。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达到1 070万吨，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前期，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庐山会议后期，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从而中断了在经济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重大损失。从1961年开始，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进行了国民经济的大调整。

“大跃进”运动

great leap for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