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 Yunshan

谭云山(1898—1983)，著名学者，曾经和毛泽东一起为湖南长沙新民学会会员。1928年应泰戈尔的邀请去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并创办中国学院。他为印度培养了最优秀的中国学学者，是玄奘之后最伟大的中印文化使者。
谭云山1898年出生于茶陵县下东乡长乐村一书香之家。1904年，其父母先后亡故，家道衰败，谭云山幼年幸得当地绅士彭勿仁相助，得以进私塾读诗书，后考入茶陵县立高级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改原名启秀为云山，励己奋进。高小毕业后，邀好友赴省城求学，就读长沙城南书院。1915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还为首组织了文学团体新文学社，编辑《新文学》周刊。1919年他从一师毕业后，进入长沙船山学社从事学术研究。1924年他远赴南洋留学、谋职，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一面以教学为生，就教于南洋华侨学校；一面致力于写作和学术研究，出任《华文日报》主笔。1927年，他在新加坡结识了印度著名活动家、诗圣泰戈尔，两人情投意合，书信往来频频，成为忘年之交。1928年9月3日，应泰戈尔邀请，他偕夫人抵达印度和平乡，任教于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从此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并潜心佛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他被誉为“现代玄奘”。
他是一名杰出的中印友好使者，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传播中印文化付出了毕生精力。在印度国际大学中文班任教期间，他在《东方杂志》上撰写了大量关于印度文化、民族运动的文章，受到印度朋友的赞赏。他提出了在中印两国分别建立文化协会，以主持两国文化交流的大胆设想，得到泰戈尔的极力赞同。经过努力，中印两国文化协会分别在上海和印度的圣蒂尼克坦宣告成立，增进了两国友好往来。泰戈尔提出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作为交流中印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固定据点，并将这一重任交给他去完成。他不负重托，往返于中印两国，经过精心筹办，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于1937年4月14日正式成立，他受命任首任院长。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女儿英迪拉前往参加成立典礼并致贺词，称赞中国学院的成立，“把中国和印度紧密地联系起来”。他领导中国学院秉承“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的办学宗旨，数十年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印学者研究对方国家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诸学科的摇篮。东南亚及欧美国家的许多青年学者慕名前往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深造、进修或研究。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特地参观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高度称赞他“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也赞美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真正有文化素养的人”“为印中两国文明更好地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6年、1959年，他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别邀请，两度回国观光，参加国庆典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在中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他当选为特邀委员。
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被印度学者、评论家、新闻界称为“寂乡鸿儒”。他青少年时代精读了大量古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留学、任教海外期间，他又努力学习和吸收了外国文化的营养。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佛教和印度哲学造诣很深，留下丰富的著述。《海畔诗集》辑入其20 世纪20年代所写的诗，20 世纪30年代在南洋华人中影响很大。他撰写的《世界历法与历法革命》《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图志》《西藏见闻录》等38种英文和10余种中文长篇巨著，文笔流畅，饱含哲理，具有很高的文化学术价值。
1968年，他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退休，享有终身名誉教授殊荣。1979年他又被该校授予最高荣誉——文学博士。1983年2月12日他在印度菩蒂伽耶住所病逝，终年85岁。
谭云山与大诗人泰戈尔亦师亦友，时相晤谈，维持交谊十五年。1941年4月，泰翁在加尔各答病重，谭云山立即赶去探视。泰翁一病不起，谭云山十分伤感，曾撰文表达他对泰翁的敬仰与追念。
谭云山的著作：
1937年：《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今日中国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a Today); 1938年：《中国的宗教》(What Is Chinese Religion);1942年：《印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India’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ulture)、《印度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Indian)、《我献身给师尊泰戈尔》(My Dedication to Gugudeva Tagore); 1944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The Visva-Bharati Cheena-Bhavana)、《现代中国》(Modern China)、《中国、印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China,India and the War);1949年：《印度与中国文化的精神》(The Spirit of Indian and Chinese Culture)、《世界大同与亚洲联合》(Great World Union and Unionof Asia)、《中印文化的“不害” 精神》(Ahimsa in Sino-Indian Culture); 1952年：《中国语文及文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57年：《觉醒： 圣奥罗宾多对世界的启示》(Awakening of Consciousness:Sri Aurobindo’s Message to the World)、《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二十周年》(Twenty Years of Visva-Bharati Cheena-Bhavana)。
1928年发表《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一瞥》，1935年发表《泰戈尔与中国文化》，1939年发表《诗圣泰戈尔与中日战争》《印度人民对我抗战同情》《泰戈尔致蒋介石信》等。1942年发表《泰戈尔师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