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穆勒的货币信用学说

J·S·穆勒(1806～1873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模仿者。其经济学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出版)，此外，《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出版)也是他主要的经济著作。
J·S·穆勒的货币信用理论深受李嘉图与其父J·穆勒的影响。他对货币作用的论述，是典型的货币机械观和货币面纱观。关于货币的价值，他用货币数量论予以说明，并且，资产阶级学者都称他的货币数量论为集洛克、休谟、李嘉图等人的学说之大成。在信用学说方面，他是信用媒介论的重要代表人。
货币面纱观 J·S·穆勒认为，货币的使用对经济的意义并不重要，与无货币的经济相比，不过是便与不便的差异。他说，先以商品换得货币，然后再以货币换取其他商品的方法，显然并未使交换的本质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在社会经济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东西在其固有性质上如货币那样不重要的了。货币不过在节省时间与劳动的性质上有其重要的意义而已。它不过是使交换能够迅速而便利地进行的一种机械，没有它也不过是使交换缓慢和不便而已。穆勒的货币机械观否认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区别，认为货币的导入，并不妨碍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规律作用，也不改变商品相互交换的关系。
货币数量说见解 J·S·穆勒用商品的价值原理来解释货币的价值，从而转弯抹角地引出他的货币数量说的见解。他说，货币是一种商品，其价值也与一般商品的价值相同，就一时而言，为其需求与供给所决定，就终极与平均而言，则为其生产费用所决定。并且指出，货币的供给，即是当时存在于流通中的货币，货币的需求则是为了销售而提供的一切商品所构成。既然货币的价值为其供求所决定，而供给量又为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又是市场上的全部商品，那么在他看来，如果流通中货币量一定，货币价值则为市场商品量所决定；而如果市场商品量一定，则货币价值即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所决定。对这种供求论的货币数量说，穆勒进一步明确分析说，物价上涨的比例就是货币数量增加的比例。若流通的货币量增加2倍，物价也必然上涨2倍；若只增加1/4，则物价也必须上涨1/4。若不是货币增加而是商品减少，对于物价也产生同一的结果。、反之，若是商品增加或货币减少，则产生相反的结果。即若社会的货币量减少，而商品量不变，则由于每一商品所分配的货币量减少其价格自会必然下落，但其下落的比例，必然与货币量减少的比例相同。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货币的价值必随其数量作反比例的变动，即货币数量增加，其价值必同比例下落，货币数量减少，其价值必同比例上涨。
J·S·穆勒同其父J·穆勒一样，特别强调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但他把货币流通速度代替货币数量的作用却是用于说明他的货币数量说。他说，假定商品的数量及其交易数量不变，则货币的价值便反比例于其数量与其流通速度的乘积；而流通货币量则等于以流通速度除此交易的商品价值之商。J·S·穆勒的货币数量说同前人相比，尚有一不同之处，即他所谓的货币只限于金银货币，而不包括信用货币在内。他认为如果信用作为购买手段也对物价发生影响，则会使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复杂化。
J·S·穆勒虽然也认为就长期而言，货币的价值决定于其生产费用，但他指出，需求供给的规律比之于生产费用的规律是更优先的，更基本的价值规律，即他把货币数量说是摆在第一位，而置生产费用说为第二位。正因为如此，他武断地认为物价决定于货币数量是通货理论上的最基本的命题，称这个命题永远是一个真理。
信用问题分析 J·S·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特设《信用》一章，对信用作了专门的论述。作为信用媒介论的代表人物，J·S·穆勒首先否定信用可以创造资本的说法。认为信用虽具有巨大的力量，但绝不可能凭空创造物质，不能够把信用的扩张看作是资本的创造。他坚持一般信用媒介论者的共同主张，认为信用不过是使用他人资本的许可，是使资本从一人到他人的移转。同时他也论述说，这种移转一般是使资本转向有效地运用于生产的人手中，从而一国的生产资本，虽然并未因信用而增加，但由于信用之故，却使其生产活动达到更加完善的状态。他进一步分析说，由于存款银行的创设，使人们习惯于把准备金保存于银行而不是存放于自己的箱内。因此，银行就能放心将平均比例以外的金额，也即是将其所收存款的绝大部分贷放于生产者和商人。这样，虽然并未真正增加现有资本的数额，但却增加了运用资本的数额； 由于运用资本数额的增加，就促成了社会生产总额的相应的增加。他并且指出，信用除必然使一国总资本成为生产的资本而外，还能使一国的产业人才能运用于生产的目的。这是因为信用能使有才干而无资本的人得到货币的垫借或财物的赊给，从而使这些人的事业才干能有助于公共财富的增加。穆勒关于信用不能直接创造物质生产资料和信用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有效运用之见解，都是可取的，也是正确的。但他仅从物质形态去解释资本，从而得出信用不能创造资本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在这里，他显然是混淆了真实资本与虚拟资本，不了解信用的作用不止于媒介或转移现有的资本，而是还能够通过各种银行技术的操作创造出更多的虚拟资本。
J·S·穆勒是首先提出信用与物价关系的人。他认为信用虽然不是生产力，但却是一种购买力。在他看来，人们所能使用的购买力数量为其手头所有的或即将所有的货币与其一切信用所构成。正因为如此，信用便对物价有直接的影响。从而他指出，在习惯上盛行着信用的商业国家内，一般物价与其说决定于货币的数量不如说更决定于信用的状态。有信用的人以此购买商品，也就创造了同样多的商品需要，从而恰与用现金作同类的购买相同，有使物价同样昂腾的倾向。穆勒列举了几种信用形式分析其作为购买力的作用，认为银行券能尽通货的一切职能，可完全代替同类的货币；支票通过银行的转帐和票据交换，也可大大地节约货币的流通。这些货币代用物广泛行使之后，使得社会许多交换都不需支付现金，故不能不对物价发生影响。在此问题上，他把信用本身与信用券加以区分，认为影响物价的是信用本身而非信用券。但他在论述信用的流通速度时，却又就信用的各种形式表述其对物价的影响大小。他说，能够在人们之间辗转流通的信用，比起只购买一次的信用，对物价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因而票据信用比帐簿信用对物价有更大的影响，银行券则又比票据对物价的影响力更强。J·S·穆勒从信用作为货币的替代物而表现为人们购买力的见解，应该说是正确的。但他却把这种见解纳入他的货币数量说，从而是错误地颠倒了信用在被作为流通手段职能时同物价之间的关系。
J·S·穆勒研究了当时已出现的经济危机。认为商业危机的出现只不过是投机购买过多的结果，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信用的收缩，其救治措施是信任的恢复。他解释说，“大批破产的出现，必发生于对一般人的支付能力不信任的时候。由于这种不信任，不但使银行除极端苛刻的条件外，一概拒绝提供新信用，而且还尽可能地将过去所提供的一切信用一律加以收回。由于信用的收缩，于是促成大批破产的发生，而致爆发为商品危机。他仅从流通过程提出的这种解释，显然是抹杀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